一、平衡
神聖羅馬帝國為962年至1806年位於西歐及中歐的「封建君主制帝國」，版圖以「德意志王國」為核心，主要包括現今德國、奧地利及其周邊地區如捷克、瑞士及波蘭西半部，巔峰時期亦包括現今荷蘭、比利時及盧森堡（當時的弗里西亞王國）、法國東部（當時的勃艮第王國）及北義大利（當時的義大利王國），實際上是個多國集團，許多小國各自為政，如同一個鬆散的政治聯盟。初期由擁有實權的皇帝統治，西元5世紀至15世紀的「中世紀」後，皇帝僅被承認為最高權威，對於國內諸侯並沒有直接的實權；在16世紀至17世紀之間的「宗教改革時代」，主要由馬丁路德、喀爾文及亨利八世陸續發起，使得「基督教」經歷教派分裂與改革運動而導致「新教」形成，神聖羅馬帝國因為國家眾多，遂成為新派與舊派的衝突所在地。因此，西元1618年至1648年，引發神聖羅馬帝國爆發「三十年戰爭」的大規模內戰，以波希米亞人反抗哈布斯堡家族統治為開端，最後以哈布斯堡家族戰敗並簽訂「西發里亞和約」，才得以結束這段將近八百萬人喪生的動盪時期。「西發里亞和約」的簽訂，除了是以「外交會議」訂定和約的先例，更基於「主權國家」共存的概念，使得新的政治秩序在中歐形成；甚至奠基在「權力平衡」的概念下，國家之間的戰爭遭到遏止，並且不得干預他國內政的準則開始得到認可；隨著歐洲的影響力遍及全球，使得「主權國家」的概念，逐漸成為世界秩序的中心原則。對於現代的國際系統而言，「西發里亞和約」的簽訂標示著「主權概念」運作的開端。
英國於西元1642年—1651年爆發三次內戰，主要由「議會派」及「保皇派」之間興起戰爭，在於議會對於君主權力介入宗教及稅款感到不滿，並展開了一連串的爭鬥；在議會派領袖克倫威爾的強勢帶領下，最終國王查理一世這方戰敗，而「長期議會」也因為處死國王意見分歧，最終由還是殘缺勢力組成「殘缺議會」，將國王送上了斷頭台處決。在國王處決前入獄後，在克倫威爾率領且由人民組成的新模範軍與政府官員進行辯論，商討制定「憲法」的相關事宜；新模範軍中最大的團體為「平衡派」，提出有關「平等」及「憲政民主」的重要論點，並彙整成為「人民協定」，可視為「憲政民主」首次贏得人心的文件。往後的日子裡，西元1688年—1689年發生「英國光榮革命」、西元1775年—1783年發生「美國獨立運動」、西元1789年—1799年發生「法國大革命」，亦催化出「民主體制」及隨後的「大眾民主概念」。「共和政體」的民主體制在這些一連串的革命中逐漸生成，基於強而有力的制度及法律，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不受政府侵犯，並且由人民推選出最高的執政者，進行國家的治理。
回顧歷史可見動亂的時代中，逐漸邁向「民主政體」的軌跡，其中平衡派提出了「人民協定」，寄望代表人民的政府官員能夠落實這份契約，這與現今人民對政治不信任、對政黨不感興趣，期望擁有令人滿意的政治選擇及均衡發展的經濟環境，有著類似的情境。世界經歷了三、四十年的全球化發展，卻也讓越來越多人感到困惑與不安，但許多政治家、學者、企業家及作家，依舊深信以同樣的方式繼續發展，有可能使得未來變得更好；於是，社會在利益分配嚴重不均之下，菁英份子及一般人民之間，形成日益明顯的分裂。關於這些，由各地的政局混亂及地區的極端主義再起，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事態已逐漸變得嚴重。未來呈現出四大挑戰：一、人民對政治不滿。投票率下降、選民極度善變及選民意見兩極化，將會對政治行成延遲分裂的影響。二、經濟成長失去動力。各國只剩下高額的債務和中央銀行以激進的貨幣政策，來持續推動經濟發展，而不是透過勞動市場的教育培訓、技術基礎、創新研究、法律體制、智慧財產權與物權的保障、稅收政策、穩定國家體制的力量等真正有助益的因素。三、藉由全球會議擬定債務與風險合約。世界的主要的中央銀行將同意，只有在預設的特殊市場及經濟壓力下，才能使用類似量化寬鬆等非常態的措施，得以讓市場更適切地為經濟及政治風險定價，驅使政治人物承擔起風險，並積極地行動採取相關的措施，來解決可能發生的經濟危機。三、地緣政治的轉變。全球化可能已經逐漸結束，將由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美洲及歐洲三個重要的角色同時主導，而印度則可能成為未來的第四要角。過往因應全球化建立的許多機構，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等，可能也都會相繼消失，由主要大國的外交策略所取代。
所以，對於當今世界不滿的人民，不妨可以參照「平衡派」擬定「人民協定」的建設性方式，來試圖解決政治問題的精神，並以社群媒體取代先前的小手冊，向社會大眾進行遊說，以獲得更多人的認同及加入。現代版的「人民協定」如同先前一樣，要求各國的政府官員更加負責任地回應選民的要求、以更簡明的方式表達法律條文、終結政府繁重的負債、落實宗教自由，以及最重要的進行政治改革、終結政治與司法的腐敗現象。現今的世界需要一股平衡的力量，將向著特定利益者傾斜過度的天平予以矯正，而這股力量必須來自於人民富含建設性的政治訴求。
二、潮流漸退
世界的生產總值與財富處於歷史的高點，大國的失業率也降到十年來的低點，科技的發展更令人目眩神迷，並且過去二十年間，全球的貧困問題也急速減少，整體的狀況看起來似乎不差。然而，仔細檢視從金融海嘯復甦以來，中央銀行的干預及債務水準都達到了高峰，使得經濟發展變得緊繃而扭曲，生產力方面也變得毫無生氣。企業利潤來到了歷史新高，而勞工薪資卻位於低點，並且平均工資與股票市場價值的比率來到了數十年來的低點，這些都反映出全球財富不平等的現象加劇，以致於漸漸讓人民的期望產生轉變。除了國家內財富不平等外，國家之間亦是如此。由於全球化及開放貿易的關係，已開發國家中的人民不再對收入、壽命及社會流動抱持過多期望，失落的情緒進而導致對於政治缺乏期待，甚至開始產生極端的現象；然而，開發中國家卻受惠於更高的收入、更好的消費選擇及更有趣的生活方式，倘若此類成長出現減緩，亦會轉變為政治動盪。隨著科技蓬勃發展，許多新興的心理疾病如電子遊戲成癮症及急性注意力不足亦開始大量增加，超出了一般人能夠接受的程度，甚至引發出焦慮感，使得放緩發展的腳步成為人們心中所嚮往。這些時代性的發展，使得社會亦形塑出對應的價值觀，身處其中的人民感受到與之脫節，因而產生一種失根的感覺，更進一步令人迷失方向，以致於基於本能反對這些干擾的力量。因為上述種種的因素，使得全球化正步入消退的過程，而其中引發的一系列失衡，將會徹底地裸露出來，使得人民將這些感受表現在持續加劇的政治動盪之上，而急欲尋求更可靠且負責任的治理政府。
貿易是全球化最基本的代表，從2008年金融危機後，貿易便由2011年開始反彈直至2016年；然而，2016年至今，全球經濟發展看似廣泛回升，但貿易額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所反映的世界經濟開放度，卻呈現急速下降的趨勢，再次回到2011年的水準。將世界最開放且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經濟體，如愛爾蘭、瑞士、比利時、新加坡及荷蘭的國內生產總值相加，也同樣發現成長趨勢已經減緩，並且低於過去二十年的平均成長水準。中國經濟結構的轉變，使得以資本支出驅動的商品交易減少；歐元區經常性需求疲軟；製造與供應鏈管理的新科技興起，使得許多商品只需要更少的資本投資；美國與中國的貿易爭端，正在破壞國際供應鏈；這些種種的因素，導致貿易開放度縮減。受到金融監管及銀行業務整體萎縮的影響，金融資產的跨境流動亦持續下降；美國與歐洲對外國（主要對中國）投資的限制，加上中國境內的資本管制，大大減少了跨境投資的流動。全球化參與者如美國大型企業及中國企業，其淨利率都呈現慢慢萎縮的態勢。在無法提出有助於蓬勃發展的建議下，許多政治家開始提出「以鄰為壑」的政策，試著透過收回或接管他國的全球化利益，來捍衛自己國家的經濟利益，當然也獲得選民熱情地支持。美國撤銷了與多個亞洲國家的國際貿易協議，放棄在中國周圍國家建立起貿易聯盟的機會，卻轉而對鄰國、盟國及中國採以無計劃的貿易方式，使得許多貿易夥伴對美國產生懷疑及不信任，並且紛紛採取風險規避的對策，進而對通膨、淨利率及投資產生經濟方面的影響。
政治家偏好商品貿易，主要在於透過實體商品穿越國界，得以促進製造業蓬勃發展，進而提升勞工薪資與就業率；然而，中國在地緣經濟上的崛起，使得中國商品得以進入美國，並且部分以往經濟區域的勞工，遭受中國勞工低廉薪資的競爭威脅，連帶讓美國製造業能力飽受威脅，導致勞工的工資下降及失業率上升；同時，許多中下階層的人民，從民主黨的支持者搖身一變，成為右派政治家的支持者；然而，卻很少有政策的制定者與企業領導人，深刻明白這些階層人民的消亡，這些都是表面上看不見，並且非常不富足且不繁榮的社會問題，在在凸顯出全球化之後，經濟分配不均及小政府相關的社會經濟衰退。全球菁英指出貿易保護的危險、新聞媒體強調全球化的弊端，以及絕大多數人對全球化沒有清楚的立場，只能從生活細節中感受到相關的改變，使得有關於全球化的議題，無法很全面地進行檢視，進而遭受到嚴重的扭曲。人民對於全球化帶來的改變，以不平等的現象最為顯著，但實際上這與社會的政治政策有比較大的關聯，如稅收政策、教育機會及抵押貸款的組織方式，也就是透過完善的社會福利系統，能夠減緩不平等的現象。已開發國家勞動人口的實際收入，呈現停滯甚至下降的狀態，讓已開發國家的富裕階層，以及新興或開發中國家的中下階層，成為全球化的主要贏家，導致利益分配不平均的現象；這點從兩方大多數人各自對經濟前景，表達兩種不同極端的感受可得知。這種持續上升的不平等現象，在已開發國家更是常見，約束著人民對於未來的期望，連帶造成社會政治的緊張局勢，產生一種不信任政治制度的觀點。在國家之中，總體經濟成長低之下，勞動市場高階層人員的薪資偏高，而其它階層人員的收入成長持續低下，導致購買力明顯受影響，並且沒有參與到金融商品價格上漲的好處，此類狀況恐怕會一直延續到未來；然而，國家對國家之間不平等的現象卻正在縮小，全球化已經成功幫助數億人脫貧，進入相對繁榮的狀態。所以，倘若全球化一旦收緊，將會限縮新興或開發中國家人民的期望，將會出現政治上的動盪；然而，倘若全球化持續下去，已開發國家的中下階層人民，將會因為持續加劇的不平等，同樣加劇該國的政治震盪。
財富的轉移相對於收入，通常變化得比較緩慢，並且對於消費的影響更持久；同時，收入容易受到稅收政策及再分配影響，而財富卻不太容易受到影響，使得財富不平等的現象，已經來到一九三〇年以來的最高點。財富的集中主要來自於兩種因素：一、在某些新興市場財富創造的早期階段，許多與當地的政府統治階層，有著緊密關係的個人及家庭，可以獲得極大的利益。二、大型公司和金融機構的高階主管，透過薪酬獲得許多股票，進而取得龐大的財富。不平等的現象繼續維持或加劇，主要在於階級流動持續下降，以及獲得教育、資本和醫療健保的機會越來越受限制。在教育領域方面，透過教育經驗提供相關的社交網絡，與其知識技能具有同樣的價值，但進入較佳的學校就讀，必須花費許多金錢，無形中便造就了透過教育受惠的限制。在資本取得方面，擁有資本者透過低利率及量化寬鬆，持續對資產價格產生正面的影響來獲利，如大都會區的房地產爆炸性成長，導致許多中等收入的家庭被迫遷離市中心。在醫療保健方面，教育程度較低的群體中，死亡率急劇上升，除了因為心理健康惡化之外，施打毒品、酒精中毒、自殺及肝硬化等等，都是主樣相關的因素。
舊世界的許多模式及觀點也正在退場，例如社群媒體及電子郵件取代了傳統郵件的溝通方式，連帶產生更多背景不同的伴侶；人們對於結婚的態度也正在改變，使得不婚的男女性比例逐漸攀高；贊成同性婚姻的人口比例亦逐漸增加；花在看電視的時間遠大於運動及娛樂的時間；花在交通尖峰時刻如塞車的時間也同樣增加；女性自身在社會上的角色逐漸突出、人們對未來看法及生活開銷悲觀，以及社群媒體蓬勃發展導致社交技能降低，使得大多數已開發國家的生育率處於低點，進而讓外來國際移民的比例大幅增加，以維持整體國家的勞動競爭力。這些種種現象另外加上薪資不平等及微幅的薪資成長，塑造了看待世界的悲觀視野，因此也滲透進政治選擇之中，對於傳統政黨及政治人物失去信心，進而造成投票率變低及投票行為反覆無常，轉而支持小規模的邊緣政黨，甚至造就非主流政治人物的崛起，特別關注外來移民的右派政黨，在許多國家都獲得不少的選票。於是，激進派政黨能夠吸引以往死忠於其它黨派的選民之外，也能吸引平常不投票的選民；只要選舉涉及單一議題時，許多平常不投票的選民變得非常投入政治。從此趨勢可以得知，已開發國家的政治體系破裂，正在展開一種深層新趨勢的開端。回顧歷史人們之所以處於現在的狀態，可以從終結共產主義、重新統一德國、開放許多前共產新經濟體等等因素，為世界帶來和平而提供全球化基礎開始思考，這段時期民主國家無戰爭發生，也在相對平靜中邁向繁榮；但繁榮許久而令全球化逐漸退去後，逐漸暴露出許多諸如社會經濟的失衡問題；另外，新興國家受益於全球化而興起，對於國際間財富、貿易、移民及世界組織體現的影響增加，都是已開發國家不得不面對的議題；選民似乎已提前感受到這類轉型的變化，也間接透過投票行為表達出他們的不安。
三、下一步該如何走？
回顧一八九〇至一九一三年間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可以從當初的全球化如何形成、面臨何種威脅及為何會結束進行了解，可以從中學習一些觀點，並思考如何面對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在兩者的共同點方面，當初科技的進步帶動船舶運輸與火車運輸的進步，使得經商成本迅速減少，而如今科技進步則促成通訊、旅遊及商業處理成本大幅銳減，兩者都間接使得世界貿易的水準大幅上升，以及金融體系同時成長。然而，在兩者的不同點方面，當今明顯受惠於跨國公司與外國直接投資，使得資金從已開發國家流向開發中或新興國家，促使更多國家及人民受惠於全球化的影響，不同於當初的資金只流通於已開發國家之間；另外，當初的全球化展開之前，整個世界皆貧窮且以務農為主，而現今的全球化展開之前，國際間存在富裕與貧窮國家間的明顯分歧。現今的科技加快了資訊的傳遞，使得全球化生產更為可行，接連讓跨國企業的規模與影響力大增，成為當今全球化背後的主導力量；除此之外，當今全球化更促成許多城市興起，更多人透過社群媒體相互交流，可以說人們之間的聯繫變得更加緊密。最後的差別在於各種機構及跨國治理上的成長，當初的全球化建立在某種意識型態下的共識，基於此為當時的世界秩序提供了架構，更能為解決各種地緣政治及經濟危機而採取行動，它們著重在談判技巧而非軍事武力，體現在現今的世界貿易組織、美國聯邦準備系統、聯合國、歐洲聯盟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上；然而，這些機構如今也會受到審查，並且在美國等國家規避它們所制定的程序及規則下，逐漸變得越來越不重要。當初的全球化帶來的開放式經濟，最後演變成保護主義及高額的關稅徵收，使得商品價格上揚及資產價格通縮，進而讓貧窮及失業率上升，更外加上選舉權的擴張，致使窮人在政治上有更大的發言權，迫使政府最終必須作出回應；也別於前期人民期望的小政府，晚期卻希望政府可以花錢保護人民，讓國家重返繁榮之路，因而醞釀出民族主義的聲浪，造就以戰爭宣告全球化的結束。戰爭結束後的大蕭條，為全球帶來經濟黑暗期，一直到共產主義垮台及現今的全球化復興，那段黑暗時期才得以告終。如今，自由民主的顯著倒退、民粹及民族主義的興起，以及強勢的政治領袖崛起，似乎與當時全球化告終前的局面頗為相似，這不禁讓人擔憂戰爭及隨後的大蕭條，是否會重新上演呢？
當今的全球化浪潮，推動了金融市場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更因為過度的擴張導致二〇〇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然而，更多的負債問題及企業風險承擔卻成為解決的辦法，使得經濟蕭條沒有發生，也沒有所謂的經濟復興，而是讓經濟無法健全的發展，而處於一種停頓及冬眠的狀態，連帶導致政治進入一種蕭條狀態。如同當時的美國胡佛總統的相關作為及參、眾議員推出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對進口至美國的商品進行高額的關稅徵收，最終助長經濟大蕭條的爆發，如今美國總統川普及其貿易團隊，似乎也傾向於類似的作為。從歷史回顧可以得知設立貿易壁壘及關稅，並無法對抗國際經濟衰退，反而更容易減少投資，導致經濟復甦的火苗全都熄滅。回顧二〇〇八年的金融危機，並沒有讓全球陷入保護主義和敵對狀態，便代表全球化仍然有其值得發展之處；然而，處理此危機的方式並沒有真正讓金融及經濟發展得以健全，並廣泛地恢復繁榮及人類發展，卻只是補充了金融財富，而金融及經濟上的問題依舊存在。未來在金融及經濟上可能發生的問題，會逐步形成一種趨勢而不會突然發生，但趨勢一旦成形並發生轉向，也許將會非常地迅速。回顧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發生前，不被大多數學者及專家所察覺，主要在於市場上過度重視限制型的數學模型，而無法納入影響金融市場的所有變數進行思考，例如眼前所見的社會及政治行為，以及此行為對投資及消費的影響，也就是經濟學家們不夠社會化，不夠了解社會現實的狀況。
透過對「典範轉移」的了解，能夠清楚地認知到「平衡」，如何從「全球化」之中呈現出來。在「典範轉移」發生之前，世界依循著國際間的共識運行，隨著不同的意見產生，並且開始挑戰原有的真相及信仰，使得崩壞的危機跟著出現，促使人們重新審視原有的共識；在重新審視的過程中，改變了看待世界的基準及方式，因而孕育出新想法及新科技，並以此反駁原有的共識並證實為假，更透過長久的時間驗證替代方案，最終產生看待世界更好的框架，形成了所謂的「典範轉移」。全球化如同典範轉移前的世界框架，現正逐漸遭到人民否決並逐漸崩壞，下一步即將誕生新的平衡框架，從中將會讓人們領悟並接受轉變正在發生，同時轉向由政治、經濟、金融及外交的角度，全面展望對於未來的認知，或許能夠藉由振興社會的觀點、框架及機構來加以落實。在新的平衡觀念興起後，建設性的想法融合跨學科的研究，以此更加貼近真實的世界，並且透過社群媒體來加速觀念的傳播，將成為人類最有意義的歷程。從「金融危機」到「民主倒退」充滿著吵鬧及混亂，可以視為由全球化典範轉移早期階段的特徵，以極端一點的角度來思考，未來恐將是當初全球化結束時的重演，例如戰爭及大蕭條；然而，以較不極端的角度進行思考，大多數人堅信世界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並且自身的需求未被政治家理解，於是亟需在政治、經濟、金融及外交四個相互關連的領域，有別於以往形成更具建設性及更為平衡的觀點，最終誕生新的政策及框架以利於人民生活發展。
未來在國際間，至少有四個層面的議題需要共同面對，而其核心便是朝著「平衡」的方向發展。在經濟方面，中國因為債務、生產力低落及環境破壞等問題，而美國則因為通貨膨脹、中央銀行刺激政策逆轉及債務和財政赤字攀升至歷史高點等問題，將會造成兩個未來的經濟危機；另外，更嚴重的是全球人口老化、債務水平縮減的需求及生產力低落，皆會進一步造成未來的全球經濟成長率降低。過去由「債務」及「中央銀行過度干預」所促成的經濟成長，在逐步縮減債務水平之際，必須在未來建構出以「人類發展」為主軸的有機成長，也就是健全「法治」和「體制」，以及透過「科技」和「教育」加強人類生存的品質。在金融方面，各國央行為了在金融危機時拯救世界經濟，利用「低利率」及「量化寬鬆」的政策，鼓勵政府及企業承擔更多的債務，導致資本配置的效率低下，也就是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及各個家庭的債務負擔龐大，使得經濟成長受到嚴重的限制。在地緣政治方面，極有可能看到新的國家群集將會增長，形成一個由三大區域主導的多極世界，可能會面臨舊的國際機構及規則需要退場，而新的國際機構及規則需要訂定；同時，三者之間的行事作風將有所不同，尤其在於民主並非經濟成長的先決條件，這點在中國顯而易見。在人類發展方面，經濟政策必須更聚焦在人們身上，抑制科技為人類生活帶來不好的影響，並且重新培育人類倫理，以此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軸。失衡的背後原因，有滿大部分在於人民推舉的政治人物，沒有仔細聆聽人民的需求，並且藉由承擔更多的責任，以深具建設性的方式來履行這些承諾，而是讓人民面對這些失衡的情況，因而在深感恐懼與不安之下，透過投票行為來抗議、擁護強人政治，以及深受民族主義的誘惑，針對民生議題逐漸衍生出極端的意見；因此，人民要反過頭來推動平衡，必須清楚理解自身的需求，並且能夠善加利用政治管道，以具體的方式表達出來，同時逐步推動相關的變革。
四、平衡派
仔細研究當時的平衡派如何具體地發聲，將為現今面臨類似情境的人民，提供深入的思想建地。第一次英國內戰後，克倫威爾的新模範軍捕獲查理一世，並打算和查理一世談判和解，卻遭到內部作為主要派系的平衡派反對，他們冀望不僅僅只是和國王談和，還必須確保人民擁有所想的「民主」與「平等」；於是，克倫威爾特地舉辦了普特尼辯論，主要協助制定未來新憲法之下，順勢在表面上聽取平衡派的意見；此舉意義相當重大，因為賦予了軍隊裡一般士兵發表意見之外，更擁有參與制定英國未來新憲法的機會。主要在於當時人民對君權質疑加劇、對土地所有權不滿，更外加上平等意識的萌芽，使得平衡派在十七世紀中葉的英國，成為參與許多運動的主要團體，因此勢力不容輕易忽視。平衡派主要由倫敦及周圍地區的軍人、勞工及商人所組成，與身處同軍隊的貴族及敵對的王室成員形成強烈的對比，以現今的角度而言，猶如基層群眾的勢力，甚至還有許多女性參與其中。
從各種遺留的文本紀錄中，可以清楚地得知當時的平衡派非常詳盡務實地表達對「平等」的渴求，在政治規範上的要求基礎為「天賦人權」，也就是「生而自由」的每個人，都應該享有「自由」和「平等」；另外，平衡派的核心原則便是「誠實公正地制定和適用法律」，也就是政府能以透明的方式陳述法律內容，並且以公正且一般人能理解的方式執行法律。平衡派在公眾自治基礎上的觀點，主要對政治平等而非社會平等比較感興趣，這使得他們比較像古典派的共和黨員，而不像是社會主義者。平衡派先後於一六四七、一六四八及一六四九年，共發佈了三份「人民協定」，第一份協定聚焦在「政治平等」，主要訴求為每個人都應該受到法律相同的約束，以及法律應當平等、良善且不破壞人民的安全和福祉；第二分協定聚焦在「權力扁平化」，主要訴求為對廢除所有專制的權力，並且對政府設下限制，以終結君王暴虐及國會專橫的統治方式，施加在一般人民之上，更進一步除了主張之外，另行提到相關實際政策的建議；第三份協定聚焦在「自由貿易」，主要訴求政府無權制定法律，進而限制任何人進行商業及銷售活動，或對任何商品貨物課徵高額關稅。平衡派深具典型共和主義的政治思想，隨後也影響了美國的獨立運動及法國的共和政治，甚至外溢至愛爾蘭及荷蘭且影響了許多思想家；另外，平衡派對法律與平等的態度，都是根植於古老的行事方式，可以回溯至十一世紀諾曼人征服英國之前及大憲章之前的時代，懷有十分重視固有傳統的精神，讓他們深覺英國內戰破壞了能夠解釋法律的文化背景。圍繞在平衡派崛起先後的歷史，如普特尼辯論的舉行、人民協定的公布、新模範軍與平衡派使得民主政治制度得以發展，在動盪的十七世紀裡，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平衡派的行為超越民粹主義，藉由那股由下至上發聲的精神，以深具系統性及建設性的方式，推動非煽動性及破壞性的改革，堅持將訴求形式化在法律、政治及經濟領域。
五、他們做得到嗎？
儘管平衡派對於政治的要求—平等、問責性與責任感，也同樣是今日人民的訴求，但終究因為組織不夠完善，最後仍然不敵貴族的勢力而失敗，以致於其中有許多值得回顧並加強的地方。經濟、金融、地緣政治及社會趨勢等多種力量，常會引發政治格局的變化，尤其普遍而言要等到事態相當嚴重時，政治決策者才會採取行動解決危機。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所引發的經濟危機，在沒有徹底追究原因，以採用相對應適當的經濟政策之下，尚未得到妥善的解決，卻由各國央行推動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間接讓不平等的問題更加嚴重，使得人民普遍的不滿外溢至政治領域，造成如今的政治衰退。觀察歷次金融危機後的政治變化，可以清楚地發現激進黨派常會受到選民的明顯支持，並且極右派政黨得票率也平均上升三〇％，甚至動亂事件也更加頻繁地發生；有別於一般的經濟衰退，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發生後，極右派政黨的崛起更是明顯，主要在於政府因應金融危機的政策不當，並且產生嚴重不均的再分配所導致。
社群媒體及傳播策略在這樣的過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加劇了以抗爭為導向的政黨崛起；相對地，為了壓制思想的傳遞以保有政府的權力，控制社群媒體也成了有力的手段。回顧平衡派所處的年代，權力集中在最上層，掌握在由貴族所支持的君主手中；有鑒於人民的需求持續遭到忽略，平衡派遂起而發聲，以填補人民與君主之間的巨大空隙；如今，這個空隙則由國會及政黨所填補，人民應該督促政治人物，重視人民在地的生活問題，而非為了聚焦在全球問題上，試圖鞏固自身的利益。許多選民對傳統政黨的支持，往往透過家庭及社區建立，在經歷過如二〇〇八年深層的金融危機後，將逐漸失去信心，轉而支持新的政治人物或是新的政黨，寄望能夠打破當下政治上的窘境。然而，利用現有的政治體系而非進行破壞，也許可以同樣具有成效，主要的原因在於透過抗爭以推動改革，在國家尚未具備恢復力前，倘若政府最終倒下，除了軍隊及警察之外，幾乎沒有具備制度的機構，能夠維持國家正常運作的危險局面，可見變革完成後的複雜性，反倒會讓變革成功後又轉為失敗。
綜合以上進行思考，遙想類似平衡派的崛起，如今人民的發聲不妨順勢利用金融或經濟發生深層危機或急遽變化的時機，在人民有感於政治層面無解生活的困境，並且開始考慮接受新政黨時，透過如當初平衡派發放小冊子的方式，善加利用社群媒體作為群聚勢力的媒介，然後順著國家既有的政治體制，以作為新政黨崛起的途徑；同時，新政黨必須適當地為某個現存且制度化的機構採用或吸收，才能保證人民政治上的倡議能夠有較多的機會成功。
六、當大國還是當強國？
新的政治人物經常會面對難以改變的技術官僚系統與做事方法，主要因為政府的頂層官員會隨著政府換人時一起卸任，而底層公務系統的人員依舊沒有更動，導致行政積習長久維持原樣並難以撼動。為了國家的永續性發展，必須以避免「官僚術語」的方式，盡可能理解經濟與金融之間的關係，才能進一步分辨出表面上及長期上驅動經濟發展的因素。由於景氣循環漸趨成熟，央行將會以縮減量化寬鬆及利率上升的方式，開始恢復正常化，但礙於人口結構漸趨老化，經濟成長會開始難以成長而步入盡頭，此也意謂著過去三十年來，締造的超高經濟成長的條件不再可能出現。這些年來政策的制定，一直處於掩蓋風險的狀態，由央行注入鉅額貨幣來保有流動性，使得過內生產總值及股市得以復甦，但勞工薪資、生產力及社會平等皆沒有同步改善，造就一番詭異又奇特的現象；此刻應該是時候重組負債和企業、清除經濟體系中的失衡，讓實體經濟的改善成果，能夠盡量落實在底層人民身上，並且認識風險並勇於冒險的人承擔金融風險。
如今經濟看似成長，卻並非由以往投資增加、薪資僵固性增加及企業獲利強勁所推動，並且許多能夠提高生產力的創新，對於經濟成長展的貢獻也大不如前，例如社群媒體、人工智慧及租賃經濟，雖然能夠大幅降低組織及供應鏈的管理成本，卻可能讓提高生產力的效用不如想像中出色；然而，「生產力」才是真正推動經濟成長，並且維持高經濟成長率的關鍵要素；此可以從美蘇冷戰時，蘇俄採取中央經濟管理模式，因而缺乏靈活的勞動力及資本市場，嚴重限制了創新，無法促進新科技的蓬勃發展得知。「生產力」便是國家與人民產出的能力，影響的長期因素，除了上述的人口結構外，還包括管理制度、政治體系及教育程度等等，故公共教育支出減少及教育普及率下降，兩者的確都值得讓人擔心。另外，在低利率的環境下，企業改採金融工程的方式，利用低成本發行債券，再以此資金回購股票，追求企業市值上的成長，而非增加投資機會，利用資金實際活絡基層勞動；全球化逐漸轉玩多極世界，跨國投資減少及強制外商回流，以長遠發展的角度而言，將因為複雜的供應鏈及過大的勞動市場差異，很難維持既有的物流方式持續獲利；有鑒於企業及股東獲利成長亮眼，但勞工收入成長卻不高，使得社會分配不均的現象加深，將讓社會逐漸脫序及政治逐漸走向極端，以致於整體社會的整合度低，進一步造就員工人心浮動、混亂及不敬業；這些都是目前所見，影響生產力的眾多原因。自從一九九〇年代以來，一直靠著利率下降、人口紅利及新興經濟體崛起等因素，持續讓世界經濟保持成長，如今回顧完上述影響生產力的因素，可以發覺皆正在發生，此也意謂著未來世界的經濟發展，就要開始走下坡。
為了挽救國家經濟發展的頹勢，政治人物大多會採用以下三種方式：興建基礎建設、訴諸民族主義及增強生產力。首先，由於基礎建設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發揮效用，所以必須提前做好詳盡且複雜的項目規劃，正也因為如此，很有可能形成貪腐及效率不彰的溫床，也比較適合於經濟衰退時，刺激勞動需求以穩定勞動市場的發展。再者，將國家自身經濟發展衰退的態勢，怪罪到其它國家在彼此對待上的不公，然後大聲宣傳將奪回被搶走的經濟成長，透過貿易政策如關稅壁壘的方式，試圖扭轉貿易上的頹勢。最後，以前兩者而言，都不是有利於經濟長期穩健發展，也就是國家長期強盛與否的要素；如前所述「體制的優劣」、「公民的德性」、「發展、經濟及人口結構的循環」，將能夠增強一國的「生產力」，才是真正的要素。整體而言，以往評估國家興衰的有用指標，除了股票市值及金融實力的長期變化外，就屬貨幣的長期價值。根據一國的利率、外匯儲備，以及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是其制度與同盟關係的強健程度，皆能夠評估一國貨幣的強勢程度；所以，以軍事及地緣政治聯盟的角度來觀察，當一個國家走向孤立時，盟友與其進行貿易及經濟往來程度便會降低，連帶其金融資產的價值也跟著降低，貨幣因此也變得更為弱勢。
國家能夠富強，除了奠基於生產力增強而發展的一切政策之外，更必須有一套錨定於此的思維方式或政策文化，將使得國家能夠理解並緩衝外部的衝擊、具備永續成長的經濟框架、擁有促進社會穩定與人類發展的政策方針，卻不必然必須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及龐大的國內生產總值。透過上述優質的政策文化，將會在政治（政治穩定程度與組織機構強度）、法律（法治程度、租稅政策、保護智慧財產與實體財產）及社會（增強研發能力、商業流程及員工教育培訓）層面健全發展框架後，以此衍生出所謂的「無形基礎建設」，以維持一國的永續發展，其包含了五大支柱：教育、醫療、金融、商業服務、科技，可以說不持續投資無形基礎建設，便無法永續維繫高生產力，當然也就影響一國的國力。國家總是由實體基礎建設，開始帶動經濟成長；然而，不適時發展無形基礎建設，生產力將會就此停頓，國力也就隨之停滯或衰退。無形基礎建設能提高生產力，也就與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緊密相關，但政治人物卻偏愛短期政策，例如降低企業稅、提高關稅及量化寬鬆等等，這些都無法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質及審慎思辨，也就無法對生產力產生影響。
七、金融界的西發里亞合約
上文已經討論到國家實力強盛的要素，其實緊繫於生產力，但當前的政治及經濟環境，卻讓政治人物退居後線，由各國的中央銀行透過量化寬鬆的方式，來刺激通貨膨脹及經濟成長，反而造成各類金融商品價值上漲，而勞動薪資成長卻僅有微小幅度，間接使得社會存在不平等的現象，也因此忿忿不平的情緒外溢至政治領域，讓各種極端政黨順勢崛起，也因此傷害了存在已久的民主制度；同時，也討論到歷史中平衡派崛起時，透過文本理性條列出貼近現實的政治訴求，以求人人能夠在當時政治上擁有平等的地位，而保障不會出現任何人利用權力支配他人的情形發生。綜合以上，為了解決當前各種逐漸興起的極端行為，不難看出適合當前人民理性訴求的方向，便是縮減全世界的債務水準及約束中央銀行慣用量化寬鬆的權利。目前全世界國家治理的概念，分為「平衡派思維」及「利維坦式思維」兩種；前者偏向傳統的共和主義，認定要用強而有力的制度及自由民主的道德觀，讓各國獨立卻又同時連結緊密；後者偏向讓人民交出自由，將治理權力交付小集團手中，以換取秩序與國家威望。以目前世界的發展來看，已開發國家的中央銀行正逐漸走向利維坦的方向，它們透過龐大的資金深入政治、金融及經濟領域，造成不平等的現象逐漸加劇，間接侷限住人民生存的自由；同時，儘管歷史中央行的崛起，在於能夠提供金融一股穩定的力量，以避免嚴重的衰退及震盪；但現今各國央行面對金融及經濟危機時，卻常以過度反應的方式，進入不該干涉的領域進行挽救，因此正一步一步削弱它們可信任的程度，而創造出新的風險。
大多的金融危機源自於銀行業及金融服務業，創造出大量的衍生性商品及發明出全新的金融手法，又沒有嚴加控管住其中的風險，導致最終因為泡沫而釀成危機；所以，為了平息危機對金融及經濟進一步的傷害，央行趕緊出手相救卻因此免除了這些業者的責任，更無法因此進行咎責及檢討，導致現今整體的金融環境，因為這些作法充滿極高的風險。充滿極高風險的原因在於，量化寬鬆被當作正常的方式運用，況且在運用之後，政府不會進一步推動整體經濟及金融進行重組，例如讓無效的公司及銀行倒閉，或是允許它們申請破產，也可以是投資新興崛起的企業，在政策上鼓勵它們研發技能等等，反而讓企業及銀行因為量化寬鬆的低利環境，發行更多的債券換來更多的資金，來擴大自身的資產負債表，再進行更多相關的投資；此猶如病入膏肓的病人，長期依賴嗎啡止痛一般，卻又無法改善病情。於是，在沒有對症下藥之下，量化寬鬆對通膨增溫及經濟成長的效用，越到後期便越不見其成效；反而看見金融市場中的各類商品大幅增值，使得央行幾乎作多整個市場，讓大部分的市場成為單向的投資部位，難以讓投資人重視基本面；另外，由於量化寬鬆壓低長期利率，使得國債的收益跟著被壓低，輾轉讓許多資金投注在高風險的公司債券、新興市場債券及股票，因此投資者的資產充滿高度的風險，也同時讓殭屍企業苟延殘喘，延長了危害經濟的風險，並且降低了經濟生產力，這些便是如前所言創造出極高的風險。
央行持續現行的貨幣政策，將會造成市場持續扭曲，讓政治人物持續不負起責任，人民更不相信央行；改採如基礎建設的財政政策，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發揮效用，通常在經濟跌至谷底時使用，能夠為未來經濟復甦奠定基礎；有鑒於前兩者均有局限性，甚至衍生出當今極端的政治現象，利用類似全球協議的思維，起草一個全球性的風險協議，使得各國央行都同意，除非滿足某些特定條件，否則不能使用非常態的量化寬鬆措施，似乎是一個未來可採用的方式。倘若成功採取這樣的方式，將讓風險資產定價更加正常化，同時政治人物能夠負起責任，在經濟衰退來臨前，思考出健全的政策以防範危機產生。然而，儘管採行此方式應對，未來依舊處於全球人口老化及全球化轉向多極化的環境下，將會使得勞動力降低及市場限縮，嚴重阻礙經濟上的成長；所以，透過近十年各國大幅舉債，因而背負龐大債務的國家，將會因為經濟成長有限，追趕不上償債的速度，存在相當大的風險引發經濟危機。中國由於實行一帶一路計畫，使得企業的債務相當龐大，其家庭的債務也不容小覷；美國近十年因為實行金融工程的緣故，企業的債務也急劇上升；日本雖然政府債務也十分龐大，但由於家庭擁有大量的儲蓄，將能在危急時找到買家；歐洲國家則在歐債危機後，致力於商討如何進行債務重組，但依舊無法有效降低債務。
一旦通膨開始增溫，便必須開始降低量化寬鬆的程度，慢慢也會帶動利率上揚，而背負過多債務尤其是不良債務的國家，將會使得違約率開始迅速飆升，因此引發新一波的經濟衰退，而中國及美國因為高債務水準，將很有可能在未來引發全球性的經濟衰退。透過上述多層面的討論，由於生產力長期不受重視、社會不平等引發政治動盪及政府預算耗盡，將會讓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缺乏力度，復甦的速度因此十分緩慢。從以往解決債務危機的歷史中，可以發現危機將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導致於局勢會非常糟糕，主要在於政府往往過了一些時間，才會意識到眼前問題的嚴重性，也才會開始著手解決的辦法—協商進行大規模的債務重組及擔保，使得債務的利率能夠下降，並且得以廣泛進行交易，以致於危機發生到開始解決相隔很久的時間；倘若未來果真發生類似的危機，中國本身及美國肥貓企業將會是眾矢之的。屆時唯有透過好幾輪量化寬鬆失敗，對於經濟衰退幫助毫無成效，同時導致匯率波動劇烈及市場壓力龐大時，並且眼見就要陷入長期衰退時，有關於重組債務及規避經濟風險的國際會議才會開設，如同一六四八年當時的「西發里亞合約」，經過三十年戰爭死傷無數後，各國才意識到必須打造出一個新的國際體系，讓各國承擔起各自的責任，而不隨意受它國所支配。現今若打造出金融領域的「西發里亞合約」，將會讓各國的財政運行更加健康，同時也會有別於以往全球化的方式，而是以多極世界的方式，建立起新的金融規則。
西方銀行銀行與投資者直接投資中國的比例不高，全中國的股票只有極小比例在外國人手上，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所佔比例也很小，同時中國的銀行系統也沒有和全球金融體系充分整合，況且中國政府對資本外流有所限制；這些種種的因素說明中國金融體系的封閉性，更嚴重的是中國沒有任何流程、規則及框架，得以大規模處理其債務負擔；以往許多債務增長快速的國家，全都爆發了債務危機，倘若中國未來發生債務危機，也只能自求多福。但是從中國儒家文化的特色來看，其有可能在危機爆發之前，中共內部便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且為了持續保有現今的文化規範，以利於其政治權力的延續，將有可能提前著手開始以自己的方式解決，讓債務危機產生如剝奪人民權利，使得他們大規模上街抗爭的情事盡可能不發生，對政治的衝擊降到最低。處理的方式可以是要求富商承擔自己企業的所有損失，順勢解決過去貧富差距過大的現象，同時進行債務重組時，可以將債務轉換為股票並發放給員工，透過大量員工的持有刺激商業成長，最終維持社會的穩定；這一切實行的方式，有別於西方而在專制的政治體制下進行，使得危機前便大量降低其發生的可能性不無可能。
從中國為新興市場複合體的角度進行思考，其龐大的內需為周遭許多國家提供了邊際需求，倘若萬一陷入衰退，可能會大幅貶值人民幣，造成其它新興國家貨幣急遽升值，連帶影響其經濟；因為以往這些國家都是藉由中國人民幣升值的幫助下，才得以讓自己國家的經濟成長。有鑑於此，邀請中國加入國際債務會議，主要在於其有能力衝擊全球經濟，以及未來一旦金融去槓桿化並健全後，透過其龐大的內在需求，有可能能夠深化全球的金融市場。邀請中國進入國際債務重組會議，將能夠讓中國私人企業引進西方的破產處理規則、公司治理標準、債務解決流程，以便其能夠朝向制度化邁進，同時更能融入國際債務市場；在這樣的前提之下，藉由中國的加入，將更能利用債務危機之後出現的新債券，降低全球的債務總量，打造出一個更為流動的市場，以此重新刺激全球經濟成長。在地緣戰略的角度來看，中國可能會想透過參加國際債務會議的方式，近一步融入國際市場並開放，以此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促使其它亞洲經濟體進行債務重組。然而，站在美國的角度來思考，美國在國際債務會議的目標，極有可能持續以美國為主，建構出以美元為主的資本市場，以重新健全其影響力；因此，比起協助清理中國的債務，讓其持續背負債務，對美國比較有利。
在日本方面，其金融體系如同中國一樣都是封閉式的性質，而且大部分的公債都是由國內投資者及日本央行持有；但日本銀行在海外的佔比，以及海外投資者在日本投資的比例，都比中國要高上許多，所以和國際體系連繫更為緊密。日本私人、企業及政府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居全球之冠，其貴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倘若同樣陷入債務危機，亦會透過匯率引起國際上的巨大波動。在美國方面，企業高階主管的薪水異常高昂，企業本身也背負破紀錄的債務，外加上小股東百般的順從，同樣讓人感受不安，也道明了美國企業系統性的治理問題越來越大。解決以上美國企業的治理問題，除了明白讓市場看見，並為其合理定價之外，再來便是預想治理問題會如何發生，在事前採取對應的措施確保不發生。所以，透過中國、日本及美國債務方面的回顧，可以清楚看見未來不太會是採行一套嚴格的全球治理標準，而比較會像是以多極世界的方式，分散給各國用自己的方式進行治理。
回顧過往的金融發展，總是透過龐大的債務支撐著經濟發展，並且希望通貨再度膨脹後，能夠因為經濟回到正軌發展，來沖掉任何潛在的風險；但事實卻是經濟發展將不如所預想，除了全球人口結構的因素之外，還可能因為由全球化退回多極化所造成，使得以往將風險分散到整個金融體系的方式，將會為未來埋下另一個經濟危機的未爆彈。所以，透過世界各國協商之後，為貨幣政策中量化寬鬆的使用方式，訂下一套使用的嚴格門檻及條件，讓各國政府能夠肩負起責任，思考如何用健全的財政政策，更積極地解決經濟危機，將是經濟發展的長遠之計；同時，在過去使用量化寬鬆後，可能在未來引發債務危機方面，提前開設全球債務會議，各國協商出應對債務重組的關鍵議題，並且擬定實行的相關細節，以避免債務如實引發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將是應對未來更加健全的方式。
八、多極世界
以現今的情勢來思考，若繼續維持全球化，將會讓不平等現象更為嚴重、債務問題更加嚴重、生產力持續下降及政治更加動盪，實際上對經濟成長可能會更加抑制。對科技或壟斷徵稅；控制大型科技和科技媒體公司；將資料密集活動與雲端運算與電子商務分開，以保護相關的隱私；搜尋引擎被歸類為公共財，並且具備資料錯誤篩選工具；這些種種的發想及提案，都是因應讓全球化持續存活而生，但這些大型科技公司屬於中國及美國的策略遺產，不太可能如此過分嚴格對待。不管如何看待，全球化已經失靈，緊接著比較有可能由經濟、法律、文化運作截然不同的三或四大區域，各自以美國、中國及歐洲各國或印度為核心發展，形成一個多極化的世界，這些極點各自存在著一致又獨特的做事方法。簡單從區域的範圍來看，區域中各國的貿易、國內生產總值、海外直接投資、政府預算規模及人口規模的整體趨勢，都越來越往極點集中，而唯有在金融領域，仍舊保持全球化的狀態。
美國希望在經濟及軍事上保有領先的地位，並在貿易和國際組織上保有影響力；歐洲則希望維持境內的政治穩定，以及歐元區的經濟穩定，並在此基礎上加強體制及框架；中國則希望以其經濟實力，在不受西方國家和組織管控下，成為讓亞洲各國遵守中國原則，而握有亞洲地區政策實權的國家。印度為民主制度的國家，具備多元文化交流的特質，國內的農業發展蓬勃，並且國內與國外的移民非常踴躍，又與倫敦、杜拜及香港保有密切聯繫，倘若經濟成長的成果能夠分配更平均，又懂得運用自身的國力，將能在與世界保有密切聯繫之下，形成一個獨一無二的極點。若想真正成為多極化國家，國家必須制度化，並且與鄰國建立起文化連繫的網絡；在這方面，歐洲內德國、英國和瑞士製造的產品及英國和法國的文化產物，在世界上都廣受歡迎及喜愛，儼然形成一種軟實力。美國在眾多地區漸漸產生國家認同之下，欲加強其軟實力的部署則變得較為困難。中國則是利用強化共產黨威信為核心，透過從上而下政治控制的手段，以打壓個人自由的獨特方法進行治理；同時透過經濟擴張的方式，不斷利用其規模與力量，對亞洲各國施加其影響力；如何透過軟實力獲得鄰國支持，並且悄然進行區域性整合，將是未來的一大挑戰。然而，中國現正利用其在軍事科技、電信與資訊科技領先全球的地位，劃分出一個受中國政府管控的網路空間，要求參與其中的企業遵循此規則。由以上探討的趨勢得以證實，未來倘若演變成多極化的世界，每個極點中勢必具有獨自的特色，以形成各自不可取代的力量。
主要以美國、英國、加拿大及澳洲為首的央格魯—薩克遜國家，在古典共和主義及民主制度為核心之下，將持續發展戰爭及金融領域。從平衡世界發展的角度來看，英國及美國都是先後促成全球化時代的起源，亦是過去促成民主發展的起源。以現今世界金融領域的發展來看，美元仍然是世界的儲備貨幣，美國的聯邦準備系統被視為世上最強大的中央銀行，美國的投資銀行是全球金融體系的主要推手，況且世上大多數的國際股市，依然跟隨著華爾街的脈動，於是美國的重要性無須多言。
新加坡、香港、台灣及南韓為亞洲四小龍經濟體，中國則是亞洲四小龍的中心，中國與其它亞洲國家的共通之處，在於利用國家的力量積極參與經濟政策。中國內部的民主非常受限，議會及新聞自由也受到箝制，並且對公共議題發聲的公民進行嚴格監督，卻同時促進國家產業及基礎建設的蓬勃發展；主要在於中國深厚的文化特色，並且結合共產主義時期建立的政治結構，使得政府能夠在推行經濟成長的同時，保持對經濟本身及社會的高度控制。過去西方國家一直使用自己的觀點看待中國，使得它們輕忽了中國的發展性；然而，中國確實用著比美國及歐洲各國還短的時間，在經濟轉型上達成巨大的成就。中國政府能夠記取過去歐洲金融危機中的教訓，迅速調整股市及貨幣管理的規則，因為它們知道經濟上的重擔不能落在平民百姓身上，以避免社會動盪而影響自己的治理權力。從中國利用其經濟規模，介入非洲地區的政治，以及強迫其他亞洲國家遵守中國的標準及規則，並且巧妙地利用一帶一路計畫，企圖將影響力擴及整個亞洲、中東與東歐，而隱瞞其實會損害這些國家主權的事實，外加上對外公開地主張，以美國為基礎的國際系統及做事方法早已失效可以得知，中國正試圖以明確的野心，建構出以其為核心的區域發展。中國目前在機器人及人工智慧方面，處於全球領先的地位，為了讓經濟持續的成長，將會利用此科技優勢在工業及服務業中，以投入更多科技的方式，來減少更多的人力成本，屆時將會使得盧德主義派系在中國崛起，因此科技最終會引發政治問題。
歐洲的資本主義不像央格魯—薩克遜國家那麼激進，民主制度遠高於亞洲地區各國，在未來如何加強這兩個維度的發展，或是另外一個可以發展的維度，將是一個挑戰。歐洲現正面對來自土耳其及奈及利亞移民問題的考驗，這兩個國家的人口不斷成長，並且經濟及政治都很脆弱，使得這兩個國家的人口不斷地移入歐洲，而且已經成為主要移民的來源；倘若未來移民持續增加，將會引發歐洲內部一波反對移民的浪潮，到時將會讓歐洲與這些國家的關係惡化。由於經濟實力不是歐洲單獨看重的目標，而是與社會穩定發展一同完整看待，於是以投資角度來看，美國並不會把歐洲視為可投資地區。歐洲是靠著天主教式的政治教條，將各個國家團結在一起，這在危急時刻會是今各國維繫在一起的政治能量，況且許多歐洲人都認為，目前歐盟的形式也比以往長期衝突不斷的歷史更可取。儘管如此，一旦多極世界發展確立，美國將會脫離與歐洲過往的親近關係，使得歐洲必須面對中國這個更具挑戰性的貿易夥伴，也就對歐盟帶來壓力，必須以更明確的方式，定義自己在世界發展中的角色。面對英國脫離歐洲的影響，歐盟必須訂定出一個更加明確的目標及宗旨，規範成員國未來必須接受的新規則，在完整界定各成員國的責任後，營造出更加團結的政治氛圍。
全球化的三難困境主要強調，任何一個國家不可能一邊維護主權，同時一邊維護民主的政治形勢，另一邊又與世界和地區經濟進行深度整合，而全球化的崩解和多極世界的出現，可能就是任何國家以往過度傾向世界經濟整合的後果，導致於基於人民訴求的平衡概念產生，使得國家能夠適時地拉回主權或民主的發展路線，以致於能夠朝此三方面均衡地發展；所以，上述所討論停止量化寬鬆、舉行國際債務會議、承認國家實力等等，都是為了朝均衡發展的方向前進。多極化就是一種針對全球化的回應，試圖讓自己由千篇一律的全球化國家，轉為在地區的層級上，建立起屬於自己國家的獨特主權、經濟整合和民主模式；然而，因為極點之間不同的做事方法，造成摩擦、誤解及衝突也在所難免；由於極點的區域意識增強，人員、思想及資本的流動性也可能由全球性轉為地區性。在世界由全球化轉向多極化發展之際，顯見的是某些以降低民主方式來治理的國家，雖然政府的治理方式被人民認為是合理的，但隨著經濟逐漸發展而開放，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民希望擁有一個開放的社會，於是政府與人民或因為理念相同集結而成的團體，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將可能在未來日益加劇。
九、全新的世界秩序
隨著全球平衡的發展概念興起，地緣政治將由三大地區所驅動：美國可能外加英國、歐盟加上土耳其、東歐及以色列、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諸國；另外，三極強權的意識型態也會越來越不同，不僅僅只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間的差距，而是在政治上分化為「平衡派國家」及「利維坦派國家」；小型先進國家如香港、新加坡、紐西蘭、瑞典、丹麥、芬蘭、挪威、瑞士、奧地利、比利時、愛爾蘭及荷蘭，將彼此團結在一起，而中型國家如英國、俄羅斯及印度，將很難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定位；過往因應全球化而生的國際機構將式微，並被新的機構取而代之。
在小型國家的發展方面，由於具有非常開放的經濟市場，因此更能接觸到世界新的變化，並且政策靈活有彈性之外，更具備創新性，能以快速有效率的方式進行調整，因應眾多的快速變化；最為重要的是注重像是教育及人類發展等無形的基礎建設，使得它們過往乘著全球化浪潮起飛的同時，依舊能在民主制度、國民福祉、人類發展及公平程度上表現亮眼。北歐四小國、波羅的海諸國、愛爾蘭及荷蘭，早已組成漢撒聯盟2.0，針對歐盟財政政策採取更嚴格的做法，因此將能在全球事務中樹立道德權威。小型國家合組的正式團體，能在經濟脈動及政策革新上領先大國，並且在面對許多議題時，能夠持以公正的立場，並且綜合人類發展的因素進行評估；從這些角度進行思考，或許小型國家的發展模式，相當值得其它國家追隨及效法。
在中型國家的發展方面，俄羅斯如果經濟更加穩定，並且得到其他國家的投資與信任，將會擴大其影響力。英國脫歐後，可能會回歸法治大國的身份，成為全球法律、商業和企業治理的中心；同時，將自身打造成三大極點之間，共享貨品與服務的貿易中心及標準領袖，亦能供應特定高成本的商品及服務，例如網路安全、人工智慧應用、媒體科技及製作內容能力等等；以此成為提供獨立及高品質服務的管轄區，讓產業領域橫跨會計、法律、銀行及教育，以利全球的個人及企業加以使用。但英國脫歐後，對蘇格蘭及北愛爾蘭的社會、經濟及政治將造成影響，促使它們必須尋求出各自不同的特質，以利未來進行發展而生存；至於會不會進一步自英國獨立分裂而出，則需要密切的觀察。印度則是一個經濟潛力正在成長的國家，但由於在國防花費上逐漸增加，目前陷入兩難的困境。有鑒於中國的崛起，美國、日本、印度及澳洲四國基於價值觀相近而同盟，促進彼此商業及軍事上的密切往來，旨在確保印度洋及太平洋地區的自由開放；而中國、俄羅斯、巴基斯坦及印度也共組上海合作組織，旨在地緣政治上進行競爭及對抗；兩大聯盟處於美洲及亞洲兩大極點之間，將會越來越頻繁進行聯合軍事演習。綜合而言，美日印澳四國同盟、上海合作組織、漢撒聯盟2.0及歐盟，很有可能成為未來地緣政治的重要參考點，以此形成世界秩序的主要骨架。
因應全球化發展而設立的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等，將極有可能失效，或將發展的重心轉向其它尚待發展的地區。強極之間衍生的爭端，極有可能依賴自行建立的硬實力及交涉方式解決，而不是像日益分歧的聯合國安理會求助；甚至未來各極點間的聯盟，將有可能違抗聯合國，或直接癱瘓其表決體系。由於亞洲的財富逐漸增加，世界銀行應該更靠近待服務的經濟體及社會，也就是將重心將會放在非洲。在研究、監控經濟、募集資金等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除了要解決的問題，例如貧窮、發展計畫資金、及經濟發展等等，都已經改善許多之外，其表現已經輸給私部門，甚至越來越多的中央銀行，也開始取代其功能，於是需要徹底改造並調整其結構。從過往美中的貿易爭端來看，世界貿易組織幾乎無法插手進行控管，甚至強極之間更傾向於自行制訂協議，可見其應該謝幕退場。
在未來形成的極點世界秩序之中，各大型極點將會在金融上支配對方，而中央銀行則成為大型國家的戰艦，乘載著貨幣戰所需的貨幣工具。金融是美國在全球化的各領域中，唯一真正主導的領域，於是利用其金融體系結構，以鞏固美國的統治地位，將會是一個強力的戰略。美國也許會對使用美元或與美國密不可分的國家，例如拉丁美洲多數國家、沙烏地阿拉伯和波斯灣沿岸各國，加強市場與組織上的連繫；使得這些國家接受給定的美元利率和美元走勢，並設法在這之間進行操作。美國財政部及聯邦準備系統可能會協助與美元相關的國家，幫助它們加深市場並建立政策框架，使得它們不亦受到美國政策變動的影響，並將拉美等地區的大型銀行，更緊密地納入美國聯邦準備系統。最後，若中國未來幾年內，因為債務問題而蕭條，美國金融當局可能會尋求方法，限制中國金融市場的擴張，使得中國的融資成本高於非常開放的全球金融系統。歐洲央行雖然遜於美國聯邦準備系統，與其它國家的中央銀行相比仍然非常巨大；而未來歐洲央行可能會推動大規模銀行的合併和關閉，轉而支持少數幾間地區冠軍銀行成立，使得整個歐洲的銀行與金融市場進行統一。兩大極點之間的緊張關係，可以透過兩大中央銀行作為強大但非致命的武力，因而將會陷入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
未來重要的兩項全球公共財，一是在氣候和環境方面，達成更好的國際政策協調；另一是網際網路的監督，尤其是在網路戰爭及網路犯罪領域上的管理。雖然氣候問題迫在眉睫，但未造成人類成本急劇上升之前，預料各大工業國家並不會採取行動，以解決大氣層被破壞的問題。氣候變遷的代價非常高昂，從海平面上升讓人們無法居住，再到大量農業用地遭到破壞而無法耕種，以及國家內部疾病的問題惡化，但目前僅有少數的機構進行研究，更有許多人認為這是個捏造的問題；於是，勢必要透過一個強硬的國際組織，類似世界氣候管理局，負責對氣候變遷採取行動；或是將有關於氣候政策的決策，從政府轉移到每個城市；有鑒於過往國際組織的執行效率不彰，前者或許不比後者來得有效力，更在於後者所提的城市，較容易受到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影響，例如洪水及極端溫度，使得城市層級的機構更能執行有效的政策，來主導腹地和周邊的基礎設施，並且根據合適的方式來規劃發展及減少污染；甚至能夠設定一個氣候稅制，進一步將稅收使用在維護環境的相關技術上。美國科技公司的市值佔整體股票市場頗高，並且透過與美國軍方的合作，儼然已經是關鍵的創新族群；因此，美國政府將繼續與科技產業保持合作，同時透過它們成為海外文化及戰略的觸角。中國政府則與科技產業將維持更密切的聯繫，因為中國的科技公司握有大量的資訊，得以讓中國政府在政治治理上運用。歐洲在幾乎沒有大型科技公司之下，將可以負責監管科技巨頭，以成為平衡概念中的一環。可以利用區塊鏈等新科技，對於個人資料進行保護；或是發展出數位版的「日內瓦公約」，以明確定義出網路戰爭各方面的詳細規範，並且成立國際網路警察組織，針對網路犯罪進行相關的管理。多極世界中，各大型極點主要透過網路及資料，讓自己變得獨特又強大；因此，瓦解或全然管制大型科技巨頭似乎不太可能，反而會被國家政府作為戰略合作夥伴。倘若如此，歐洲除了本身無相似的科技公司而有損害之外，更會對歐洲以外的科技公司，進行更加嚴格的監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