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麟趾山」一行豐盛了感官，在考量登山後體力修復的原則下，享用了一頓營養餐點，隨後早早沉睡於夏日蟲鳴之中。隔日，不再是優美的鳥鳴喚醒我們，卻是早起參加塔塔加自行車賽好手們的交談聲，好在前晚早早入睡，使得喚醒之際精氣神飽滿，不致於落入睡意濃烈而被中斷的痛苦埋怨。由於旅程慣於攜帶齊全的手沖咖啡用具，使得民宿老闆希望在我們臨走前，分享在地種植且烘焙的咖啡美味，我們自當是樂衷於此。圍繞且對坐於偌大的茶几前，從咖啡烘焙本身，乃至於虹吸式沖煮的器材及水質，我們開啟了一段漫長的交流，最為印象深刻之處在於，老闆談及自己看待下一世代的方式，與我個人目前的想法，呈現出相當程度上的差異，總結不外乎即是東西方文化觀點的不同；然而，儘管存在著再多形式上的不同，實則圍繞著一個核心的相似處，此便是身為父母的殷殷期盼，希望小孩們能夠在所處世界中安身立命，不致於落入生活上的窘境。
我們的交談中觸及了一個看待小孩們的思考方式，也就是他們不會完全如我們所想行事，這滿多時候會違背我們憑藉著人生經驗而看待他們的原意，但我們同時也無法保證倘若完全聽從我們，他們是否能夠就此不會落入窘境，而這樣的關鍵在於我們與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各自需要不同看待事物的觀點及執行能力。在陽光綻放大地的早晨中，盡是攸關於人生的重要課題，迴盪於民宿高挑的客廳裡，不自覺地早已兩、三小時流逝，最終我也分享了個人對於財務的非主流觀點，希望有別於當今的主流觀點，能夠觸發對於資產的不同思考方式。老闆提及時候不早，我們亦相互道別而驅車前往「鹿林前山」及「鹿林山」。
緩緩駛於新中橫公路上，一邊與車道中騎乘自行車的車隊保持距離，一邊欣賞著日光浮掠萬物的軌跡，小孩們第一次見到自行車隊，自當不斷地向外張望著他們的一舉一動。在早晨日光耀耀之際，我們討論著自行車隊如何透過中繼站補充水分，以及如何在上坡時省力地踩踏上行，眼前的一切及彼此的互動皆為這趟旅程的珍貴回憶。來到了人群滿溢的塔塔加終點站，連帶歷經了行車壅塞後，我們最終抵達了「鹿林山登山口」。依照今日的行程規劃造訪「鹿林前山」及「鹿林山」，我們必須行走於環狀共5公里的路程，直至此趟旅程結束時，總計共花費了4個小時於這片美麗的山林。整裝出發後，沿途小孩們念念不忘昨日會見的「台灣獼猴」，我們則盡力安撫也許等等就會出現眼前，這實際上是一個未定之數，說穿了誰也無法知曉。輕輕地步上登山小徑，山稜、樹林與浮雲的交會，吸引了一開始的目光，在駐足片刻後，偶然發現在一旁綠葉簇擁下，鮮黃色澤的「貓耳菊」脫穎而出，原生於歐洲而後人工引進，讓我見識到其與一般浦公英的高度相似性外，也多了一份沐浴日光的美。
塔塔加遊憩區地圖，圖片取自玉山國家公園網站
順著石階一步一步向上，此起彼落的悅耳鳥鳴依舊，停下短暫休憩時，偶爾昂首望向四方樹林，在日光無差別的映照下，騰空彎曲的枝葉滲透著明亮，土紅沃土烙印著光斑，外加上波浪狀蜷曲的箭竹形成閘口，彷彿以禮遇我們的恭迎之姿，訴說著歡迎來訪的私語，所有目光所及一切，無不使得大地充斥著昂然的生機。然而，就在步上階梯前往「鹿林山莊」之時，小孩們你一手我一手自包裝袋掏著蝦味仙的聲響，卻意外地引發樹林的一陣窸窣聲，而遠在後側的我親眼認出「台灣獼猴」蒞臨，蟄伏在接近小孩們的上頭樹枝間。
這位靈長類動物突如其來的舉動，不僅沒有滿足小孩們想見它的渴望，反倒讓他們在不知道它的習性下，驚嚇得加快腳步落荒而逃。三人齊力向前跑了起來並帶著大叫聲，我則目睹了相較於一隻獼猴還龐大許多的三個身影，竟然能夠如此膽怯，便在背後大喊著停止奔跑，以免獼猴因為佔上風而更加窮追不捨。當我持續向前走，來到了樹梢端的獼猴面前，將登山杖指向它並搖搖頭帶著熊一般的怒吼聲，企圖用這一切來告訴它，別再處心積慮地尾隨我們。三位大小姐不時回頭張望地持續向前走，我則殿後試圖讓她們安心，但獼猴此時早已化為一陣窸窣聲，卻像是換作隱匿行蹤的方式，棄而不捨地追蹤她們。
踏上階梯的最後一步，眼前換來無比開闊的景緻，在多棵松樹的圍繞下，「鹿林山莊」在橫張且遍佈毬果的枝葉中浮現。獼猴就像陰魂不散的鬼魅，自松樹間大搖大擺地走來，好在一群歡樂的人們坐定於草地上，有說有笑地在享用食物之際，注視著彼此的一舉一動，卻忘了遠方蓄勢待發的孤單獼猴，早已將注意力轉向他們。
作為一個親眼目睹完整事發經過的我，就這樣看著獼猴單槍匹馬地緩慢接近，然後一鼓作氣地衝向人群，就在快要奪取食物之時，一位男子以快速的反射動作，狠狠地拍打了獼猴身軀一下，這下獼猴食物沒搶著卻挨了一記悶棍，卻也只能退居遠方面露獠牙叫囂。話說如果人們主動遞送食物給獼猴，其實是害了它們而非幫助它們，主要因為人類的食物多含化學成分，恐會使得它們的消化系統損壞，更何況會養成它們為求效率而不出外採集天然食物的習慣。在男子不斷以言語告誡，膽敢再次搶奪食物便再次挨打的威脅下，使得獼猴的身影逐漸消失於樹林中，這場人猴大戰才因此告終。望向一旁的小孩們，交待了此趟的回家功課，那便是仔細了解「台灣獼猴」的生活習性，才能不枉此行的切身遊歷。
日治時期大時代回顧
獼猴窮追不捨的緊繃氣氛鬆懈後，好好地環視著眼前這棟優美的「鹿林山莊」，成為接下來自然而然的要務，儘管來此巡視的警員刻意吃著香蕉持續挑釁，也無礙於我們好好寧靜於此自處。搖曳著時光，我們憑藉著想像重回西元1895—1945年的日治時期，走過大日本帝國殖民台灣初期間各地大小不斷的抗爭，直至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籐新平」就任後，透過一系列出台的政策，才讓當時紛擾的局勢逐漸穩定下來，奠定了往後的統治基礎，於是西元1898—1906年這八年，為後世人所稱「兒玉、後藤時代」。
在「兒玉、後藤時代」初、中期，由於財政上仍舊依賴著大日本帝國，為了徹底掌控台灣各地的情勢及增加稅收，核心政策便是深入各地進行踏查，包括「土地調查」、「戶口普查」及「舊慣調查」，並且依據調查的結果制定出對應的政策，包括土地改革、農業改良、交通建設、動亂平抑、衛生健全及專賣設立等等。西元1904–1905年，大日本帝國歷經「日俄戰爭」並獲得勝利，卻也逐漸面臨財政收入上的難關，而殖民地台灣於「兒玉、後藤時代」末期，奠基於一系列出台的政策，正邁入財政上獨立運作的「黃金時代」。然而，針對當時高山原住民族群的掌控，遲至西元1906—1915年間繼任的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承襲前任總督「兒玉源太郎」所制定的「理番大綱」，以及其深入各地進行調查的資料為基礎，而後擬定重要的「五年理番計畫」，並於西元1910—1915年間徹底執行，才憑藉著強行的武力征討，逼迫全台絕大多數的原住民族群臣服歸順。至此之後，大日本帝國的現代化國家權力，憑藉過往種種血淚交織的戰事，破除先前大清帝國止於民、番界的限制，得以深入推展至台灣山地區域。
日治時期山區政策回顧
對日治時期的歷史進行簡短的回顧，很明顯地發現台灣豐富的山林資源，尤其是對於台灣中北部而言，得以增加大日本帝國統治上的財政收入，順帶讓財政上的獨立自主能夠延續，同時因為地理位置上臨近當時台灣總督府的權力核心，於是成為急欲進行鎮壓且開發的重要場域。有別於「兒玉、後藤時代」較為被動且消極的治理方式，在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的任內，透過「五年理番計畫」轉為主動且積極的治理方式。在這段詳盡調查後鎮壓的歷史中，尤其針對台灣中北部山區，隘勇線以鐵絲網架設並且佈置地雷，同時向山區逐漸縮減而沿線廣設駐在所，以及裁撤沿線的隘勇改由軍警勢力壓制，最終爆發二十世紀台灣本島的最大戰役—「太魯閣戰爭」。這場戰役深入他們普遍認為不易親近且最為兇猛的「太魯閣族」之地，同時經由明治天皇首肯及帝國議會通過，耗費了不少軍費財源，甚至連時任台灣總督的「佐久間左馬太」也親征，故可以說此代表著大日本帝國征服東台灣的歷史戰役。
台灣中部古道地圖，圖片取自細數古道網站
歷經重大的「太魯閣戰爭」，實行「五年理番計畫」來到末年，台灣各地部落幾乎已歸順，台灣總督府卸除其武裝，以此完成武力理蕃的政策。此後，逐漸開始將戰略位置重要或征戰使用的獵路及隘勇線，沿著等高線改建為「警備道」且配合行政劃分上的改制，在沿線設置「警察官吏駐在所」，使其成為山區的基層警察機關，以此更有利於警察力量深入山區進行監督、教化及控制，例如分別於西元1934年及1918完工的「合歡越道路」（現今僅存錐麓段及綠水段，其餘多數轉為台8線及台14甲線）及「能高越道路」（現今僅屯原登山口至奇萊登山口轉為步道而保留原始風貌，其餘轉為台14線或一般道路）。相較於台灣中北部山區，大日本帝國對於台灣南部的「布農族」採取懷柔撫育的政策，直至西元1914年「太魯閣戰爭」結束後，轉為主動提出繳械歸順的要求，卻開始遭到「布農族」一系列的反抗，依序爆發「喀西帕南事件」、「小川事件」、「大分事件」及「阿桑來戛事件」，促使台灣總督府開始闢建警備道路—「八通關越道路東段」及「八通關越道路西段」（現今完整保留，古地圖連結參考），並且於西元1921年完工。
日治時期警備道，圖片取自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獻網站：隘勇線、理蕃道路與舊社─從歷史地理學的視野與觀察期刊
在大日本帝國在台灣興建「警備道」的同時，自西元1919年開始，台灣總督府改採「內地延長主義」進行理蕃，也就是將殖民地視為內地的延伸，並以內地的法律進行統治，故為了對民住民族群進行有效的教化，進ㄧ步實行「集團移住」政策，也就是系統性地規範原住民族群的居住地區，以利於特定計劃的實施。然而，西元1930年，在奴役化開發山地及限制文化傳統之下，最終使得「賽德克族」群起武裝抗日而爆發「霧社事件」，此為台灣原住民最後一場抗日戰役，卻也是死傷最為慘烈的一場戰役。此戰役於兩個月平定後，促使台灣總督府實行更大規模的「集團移住」政策，尤其是接近西元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台灣被轉型為工業化的經濟發展方向，以滿足大日本帝國的軍工所需，外加上山林資源逐漸地耗竭或資源出口被競爭國家所取代，使得「警備道」及「駐在所」的功用，慢慢地已不比以前重要，有些逐漸荒廢，有些則逐漸轉為登山活動的步道及宿泊所。
日治時期踏查活動回顧
了解上述整體概略的時代背景後，使得我們得以深入高山相關的主題進行探索，連帶地衍生出山區「人類學、植物學及博物學」的嶄新一頁。不妨將西元1928年成立「台北帝國大學」，視為踏查台灣的豐厚資料，是否完整融入學術體系發展的分界點，亦能視為學術單位能否與統治當局分庭抗禮的分界點。在西元1928年之前，大日本帝國治理台灣初期，尤其在「兒玉、後藤時代」期間，台灣總督府視調查為治理前的要務，尤其為了有效治理山區及原住民，展開了前述大量的調查工作，尤其大日本帝國的「帝國議會」通過相關預算，使得東京帝國大學各領域的學術人士渡海來台，透過科學研究的方式深入台灣各面向，逐漸建立起對於台灣的深度理解。藉由上述大時代的時空背景回顧，得知當時統治權力尚未深入山區，因此當時進入高山是極為危險的事情，踏查必須冒著生命危險進行，以下將會約略提及當時較為著名的踏查人士。
西元1877年，美國籍任教於東京大學動物系的學者Edward S. Morse，於大日本帝國境內發現「大森貝塚」遺址，並且引導參與人士以科學的知識進行發掘外，同時以科學的方式進行驗證，最終展現出卓越且詳盡的考古紀錄。於是，「大森貝塚」考古活動可以說是日本考古學的發源地，蘊含著以科學展開考古研究，至此後形成一股考古風潮。
西元1886年，「坪井正五郎」為大日本帝國的首位人類學家，在「大森貝塚」考古的熱潮下，本著自身人類學的專長創立「東京人類學會」，此亦是全亞洲最早成立的人類學會。西元1886年及1893年，「鳥居龍藏」及「伊能嘉矩」先後加入「東京人類學會」成為會員，兩人同在「坪井正五郎」的門下學習，「伊能嘉矩」除了參加「東京人類學會」的例行活動外，隨後更與「鳥居龍藏」進一步成立「人類學講習會」及「土俗會」，可見兩人來台前即有密切的交流。
西元1895年，大日本帝國治理台灣之初，開啟了台灣各地的量測工作，意外發現了一座高於內地海拔高度3776公尺「富士山」的高峰，而直至1897年，明治天皇將其命名為「新高山」，也就是現今台灣的最高峰「玉山」，其海拔高度為3952公尺。陸續於西元1925年，發現了海拔高度3886公尺的第二高峰「雪山」，並將其命名為「次高山」，連同後續發現海拔高度3262公尺的「能高山」，此三座山峰統稱為當時的「台灣三高」。
西元1895—1906年，為「伊能嘉矩」以陸軍省（相當於現今陸軍部）雇員的身份來台期間，以人類學專長於台灣各地踏查的期間，其最為代表性的成就在於針對台灣原住民族群，有別於傳統生蕃及熟蕃簡易的二分法，透過提出自身解釋體系的方式加以分類，成為往後原住民研究的重要依據；甚至回溯大清帝國治理下的時空背景，對原住民族群的文化進行詳盡的爬梳，因此留下了許多對後世人深有啟發的著作。
西元1896—1900年，為「鳥居龍藏」接獲東京帝國大學的派遣，以人類學研究為主的田野踏查而來台的期間，並非採取長久滯台的方式，而是以四度往返且每次有系統進行區域探索的方式，進行西元1896年台灣東部（花東縱谷）、西元1897年紅頭嶼（蘭嶼）、西元1898年台灣南部（屏東及恆春半島）及西元1900年中央山區（「森丑之助」隨行，走遍台灣南部、中部及東北部及新高山登頂）的踏查，同時隨身攜帶「玻璃乾版相機」進行記錄。由於直接受學術機構的派遣，使其能夠在踏查上與統治機關保持ㄧ定的距離外，更對高山原住民族群及平埔族，留下許多珍貴的人類學調查資料及近千張的攝影作品。
西元1895—1926年，為「森丑之助」以陸軍省（相當於現今陸軍部）通譯的身份來台期間，在長達近30年的時間裡，起初沒有人類學相關的學歷背景，在西元1900年「鳥居龍藏」第四次來台踏查的八個月期間擔任通譯，從他身上學習到了人類學基礎的調查方法，可以說開啟了自己往後對台灣高山原住民及植物調查的契機，兩人更留下由阿里山經由哆哆咖鞍部登頂新高山的足跡。「森丑之助」也在西元1905年加入「台灣有用植物調查計畫」的行列，隨著「川上瀧彌」登上「新高山」及其它山區進行植物採集，同時也在西元1910年與「川上瀧彌」共同創立「台灣博物學會」，顯見其研究範圍著墨於多重領域外，更可透露出其對於台灣探究的熱情。
西元1915年，就在「五年理蕃計畫」落幕之際，爆發了布農族與警察衝突的「大分事件」，「森丑之助」建言統治當局以談判處置；在此事件之後，其也致力於建立不被各界認同的「蕃人樂園」自治區理想；西元1923年，統治當局卻以談判為由，誘騙布農族人並進行屠殺，當時對「森丑之助」內心造成某程度的傷害；西元1926年，「森丑之助」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國，就在搭上渡輪回程的過程中失蹤，後世人因此懷疑因為「大分事件」的緣故，使其無法平抑內心自責而投海自盡。由於常年居住於台灣，使得「森丑之助」走騙台灣全島及外島，更讓他所搜集的資料，除了人類學及植物學之外，同時橫跨了其它許多領域—民俗學、地理學、歷史學及考古學等等，深受「鳥居龍藏」盛讚為「台灣蕃界調查第一人」，可謂名副其實。
西元1926年，相當值得一提，「森丑之助」在東海岸發現並紀錄岩棺、石柱及石臼，並且系統性地建構相關的考古資料，對於往後的考古工作有極為顯著的貢獻；「鳥居龍藏」更於當年引用其資料，發表了台灣發現古代石造物的調查報告，指出這些石造物應屬石器時代的遺物，並且與中南半島及南洋群島普遍出現的「巨石文化」有相關性；直至西元1930年，「鹿野忠雄」奠基於這些紀錄，外加上親自踏查更多東部地區而發現類似的遺址，更進一步發表了台灣東海岸發現「巨石文化」（現今稱為麒麟文化）遺跡的調查報告，自此讓「巨石文化」一詞廣泛地被沿用於台灣史前文化的研究中。
西元1903—1915年，為「川上瀧彌」居住於台灣的期間，起初以擔任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為由來台，隨後在西元1905年，台灣總督府為了尋求台灣的經濟植物，作為發展此處農業而配合大日本帝國的需求，因而發起「台灣有用植物調查計畫」，並且交由「川上瀧彌」擔任計畫主持人。計畫起初經費有限，主要分為植物標本採集、植物標本辨識及分類兩項工作：前者透過「森丑之助」、「島田彌市」及「佐佐木舜一」等人進行，其中「森丑之助」得以深入高山及蕃人部落，而採集到許多珍貴的植物，對於調查工作的進行幫助甚大；後者則全數透過當時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植物所的「早田文藏」進行。「川上瀧彌」總是親力親為地跟著助手們，行遍台灣各地甚至高山進行採集，一行人一旦採集植物後，便製作成標本寄回大日本帝國進行鑑定，而直到發現「乳藤」可作為橡膠原料後，整體計畫的經費才因此開始大增。
西元1905—1924年，「早田文藏」可說貢獻於台灣植物分類相關的工作，更在西元1908—1917年間，踏查台灣烏來、太平山、巒大山、阿里山、太魯閣及恆春半島等地，進行植物相關的調查工作；當於大日本帝國接獲採集的植物而有所疑惑時，更自費攜帶植物標本前往歐洲考察，並且與當地學者進行討論及研究，最終將當時為止，西方於台灣所發現並發表約1000餘種的植物，多增加約2000餘種，使得台灣整體植物誌提升至約3000餘種。隨後，在西元1911—1921年間，將最終的成果逐漸發表為共十卷的「台灣植物圖譜」，總計所記錄的植物計有170科、1197屬、3568種及79變種，其中1200種為台灣之新發現種，讓當時的西方學者深感驚嘆，更因此讓台灣在世界的植物系譜中獲得關注。「早田文藏」珍貴之處在於獨創植物分類學原理，奠基於解剖學的方法，依據內部而非外部的結構及型態進行分類，但卻在正當付諸出版甚至往後傳承之際，於西元1934年與世長辭。在「台灣植物圖譜」中，我們可已藉由搜尋發現以下結果：
多達13株植物學名冠上南湖大山（Nankotaizan）之名
西元1908年，「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現今國立台灣博物館）成立，「川上瀧彌」受命擔任首任館長，一方面努力往各領域擴充館藏以符合博物的目標外，一方面從事自身熱愛的植物採集及研究，並於西元1910年，出版了「台灣植物目錄」著作，紀錄了約2400種台灣植物；同時集結了「森丑之助」、「島田彌市」及「佐佐木舜一」等人，創立了「台灣博物學會」，明定了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地質學、人類學及氣象學為六大研究主題，除了舉辦研討會及相關專業活動之外，更於每年發行「台灣博物學會會報」，促進了以台灣為中心的各式專業領域交流；最終卻因為勞心勞力於多項事務，不幸於西元1915年病逝。
西元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至此之後，有鑒於至此已累積了許多深入踏查台灣的資料，而山區原住民絕大部分的反抗勢力已平定，關於前往山區研究的限制便少了許多，同時亦已轉為大眾休閒登山運動的場域，這些種種因素使得「學術研究」逐漸成為重心，而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教室的「移川子藏」教授，以及其助手「宮本延人」作為學院的主要代表；然而，此時期影響台灣較大的學者非「鹿野忠雄」莫屬，儘管他沒有進入「台北帝國大學」的體系，但他憑藉著淵博的知識精通於各領域，並且本著熱情有著極大的貢獻，相當值得我們回顧其一生。
傾動山塊（Tiled Block），圖片取自GeologyIn。其中Horst為地壘、Graben為地塹、Breakaway為斷裂面、Basin為盆地、Faul為斷層。當地殼遭受左右兩側壓力而向外拉扯時，岩層因為張力的關係產生斷裂，較有韌性的岩塊將會沿著斷裂的陡坡下滑，而垂直於斷裂面則為緩坡，此岩塊便稱為「傾動山塊」。
褶曲山脈（Tiled Block），圖片取自地理講義。當地殼遭受左右兩側壓力而向內擠壓時，岩層因此將會產生褶曲隆起，形成如圖所示的「褶曲山脈」。
在西元1925—1929年期間，「鹿野忠雄」選擇來到久聞生物多樣化的台灣就讀「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原校已廢、現址為台灣師範大學），在這期間穿梭各大山區，除了自幼的昆蟲採集的興趣外，同時採集了許多植物作為標本，更對台灣地理、地質及地形產生興趣；因爲得以近距離觀察台灣原住民的生活，故對其文化產生興趣並進行研究，更發表了「紅頭嶼」（現今蘭嶼）「雅美族」（現今達悟族）大型漁舟的調查報告，將重心由生物學跨足民俗學。西元1930—1933年期間，有鑒於多次走訪台灣山岳，發現其具有「褶曲山脈」的特色，也別於大日本帝國山岳「傾動山塊」的特性，因此「鹿野忠雄」決心朝向地理學進行研究，返回「東京帝國大學」攻讀理學學士學位。
冰蝕地形，圖片取自翰林雲端學院。其中的「冰斗」即為高山雪線附近的積雪凹地，主要因為隨著季節及氣溫的變化，使得積雪融化和凍結反覆進行，讓山坡地因此逐漸裂解形成碎屑，在積雪消退後隨著融化的雪水流出形成一個凹地，而凹地又助長了前述的現象，使得凹地的深度逐漸加大，當凹地中的雪水完全消失後，便可以稱此處為「圈谷」，通常標示著古代雪線的位置。
西元1931年，「鹿野忠雄」除了發表「紅頭嶼」動物的調查報告外，更三次登上「次高山」，發現了冰蝕地形的特徵—「圈谷」及「冰斗」，證實此地過去歷經冰河時期，透過積雪反覆的消融與凍結而呈現出此地形；登上「新高東山」（現今玉山東峰），發現了水成岩的特徵—「漣痕」，證實此地過去沉積於海底，透過劇烈的造山運動而呈現於此；西元1932年，「鹿野忠雄」發表了前述台灣高山冰河地形的相關調查報告。西元1933年，「鹿野忠雄」大學畢業後，利用繼續就讀研究所的空檔，造訪「南湖大山」並發現了12個「圈谷」，同時透過「聖稜線」Y型縱走再次造訪「次高山」，並且發現了高達35個「圈谷」，於是開始撰寫有關於「次高山」山脈冰蝕地形的長篇論文，並於西元1934年開始連載於相關地理學雜誌。往後，「鹿野忠雄」不斷研究著台灣本島與「紅頭嶼」的生物地理學，試著歸納出兩者在地理上的差異，如何造就出動、植物分佈的差異；另外，亦研究著「次高山」本體的生物地理學，試著歸納出海拔垂直高度的變化，如何造就出生動物分佈的差異。
水流沉積構造形成過程，圖片取自台灣沉積構造圖鑑書籍。水流在搬運未固結的沉積物而形成沉積岩（水成岩）的過程中，將會因為水流方向、流力及流速形成不同的層理構造，而沉積岩主要包含石灰岩、砂岩、頁岩及礫岩，由於地表突出可見岩床尺寸（露頭尺寸）的關係，「漣痕」是最為常見的層理構造。
西元1934年起，「鹿野忠雄」受「台灣總督府」的聘僱，擔任警務局理蕃課和警務課的囑託（約聘的調查及編審），進行台灣原住民與南方原住民之研究。儘管他先前已造訪「紅頭嶼」數次，這樣難得的機會讓他造訪「紅頭嶼」更為便捷，而此地因為「台灣總督府」在治理上採取隔離政策，促使他能夠貼近觀察到當地的「雅美族」，保有承襲自菲律賓「巴丹群島」的傳統「巴丹文化」，更於此地紀錄新漁舟的下水儀式及飛魚捕撈的民俗活動；另外，「鹿野忠雄」的足跡更踏遍「大武山」，貼近「排灣族」進行民族誌的調查，最終更在「東京人類學會」發表上述民族誌調查的成果。西元1941年，「鹿野忠雄」結合過往多次攀登「次高山」的踏查經驗，以及大學時期所發表有關於台灣高山冰河的文章，憑藉著其所撰寫的「次高山」動物地理學論文，取得「東京帝國大學」理學博士學位，更發表於世引發了當時大日本帝國學術界的震撼，因此擠身為地形界的重要學者。往後，「鹿野忠雄」依舊憑藉著熱情，研究著「鄒族」及「布農族」石器的用法與陶器的製造，緊接著大日本帝國發動了「太平洋戰爭」，使得他以陸軍省囑託身分前往菲律賓，負責馬尼拉各學術機構的整頓工作，在這樣的因緣際會之下，他有機會與當地的民俗學權威進行交流，更意外獲得「巴丹島」與「紅頭嶼」的比對資料，促使他回到大日本帝國後，揚起深入研究台灣原住民圖譜的高昂興致。
「鹿野忠雄」卓越之處在於提出他的方法論，結合民族學與考古學的資料，歸納出台灣史前時代的七個文化層，並且推論各自文化層在地理上，與大清帝國華南、中南半島與菲律賓相關、台灣應有舊石器時代的產物，以及台灣原住民應該由大清帝國移入，而非當初所認定的南方島嶼系統，也就是說遠在那個科學鑑定尚未存在於考古學中的年代，「鹿野忠雄」在台灣文化序列及原住民歷史上，對於當時學術界有著相當大的貢獻。西元1944年，「鹿野忠雄」接獲陸軍省的派令，調查「北婆羅洲」（現今沙巴）軍事補給線周邊的原住民動向，卻在西元1945年終戰時，消失於此地永不復返。
「鹿野忠雄」為1930年代的考古學建立起清晰的脈絡後，此後的學者—「金關丈夫」、「早坂一郎」、「國分直ㄧ」、「土屋恭一」及「金子壽衛男」等人，更在台灣西南平原發現大量的考古遺址，並且據此建立起平原地區的史前文化系統，「金關丈夫」、「國分直ㄧ」及「宮本延人」更在戰後四、五年間續留「台灣大學」，進一步影響並培訓出戰後考古調查的主力學者，可以說傳承了積累五十年的考古學系統性知識，因而功不可沒。
日治時期登山活動回顧
在台灣統治當局逐漸平定山區絕大多數的反抗勢力後，後續承襲先前有關於山區踏查資料的進一步研究，逐漸走向學術的系統化發展，而日治初期至此所積累充滿探險性質的踏查影像及資料，則透過大眾傳播媒體轉為親民的介紹與推廣，使得山區尤其是高山逐漸成為大眾旅遊的目的地。隨著登山的交通逐漸便捷之際，此時期興起的登山運動更蔚為一股熱潮，尤其是如下所示攀登「新高山」的熱潮，使得過往便於維護山區治安的「警備道」，逐漸成為登山民眾的路徑，而沿線警察為監督及教化原住民而駐守的「駐在所」，亦逐漸開放登山民眾作為宿泊之用，甚至為此新建一些山區的「避難所」。
西元1913年，在當時政府逐漸平定山地之際，座落於現今台北市內的「新高堂書店」，集結了「森丑之助」及「中井宗三」兩人在日治初期，為了因應政府統治的目的，而深入山地調查的研究資料，以台灣觀光為主題出版了「台灣山岳景觀」攝影圖集，並且附上了「台灣山岳景觀解說」小冊，以及比例尺一百八十萬分之一的「台灣山岳景觀附圖」，其中標示著台灣的各大高山及原住民族群分佈，可以說興起了往後登山健行的風氣。
西元1918年，政府幾近平定山地後，座落於現今台中市的「台灣新聞社」，舉辦了「新高登山會」活動，以此開啟了大眾傳播媒體主導登山活動，同時出版了「新高山」小冊，內容記載著數位高山攀登者的登山紀錄及照片，主要的行經路線為東埔出發登頂新高山，而後分別由八通關及阿里山下山返回平地，更引發了社會大眾的好奇心，進而興起一股平民登山旅遊的熱潮。
八通關越道路，圖片取自台灣國家公園入園入山線上申請服務網
西元1921年，由台中州「東埔」至花蓮港廳「玉里」沿著等高線興築的「八通關越道路」全線完工，總長125公里；西元1924年，台中州「八通關」至「新高山」的登山步道建設完成，此時已吸引許多登山者前來攀登「新高山」。西元1926年，台南州「阿里山」（沼平驛、舊有新高登山口）至「新高山」的登山步道，以及沿線「鹿林山避難所」（現今鹿林山莊）、「新高前山避難所」及「新高下避難所」（現今排雲山莊）陸續建設完成，同時結合西元1914—1917年間，為開採阿里山山林資源而建設之鐵路主線及支線完工，提供了另一條攀登「新高山」的道路，在此地亦掀起另一股登山熱潮。西元1931—1934年間，由「阿里山」沼平驛向東延伸至新高口驛的森林鐵路陸續完工，使得由此攀登「新高山」更為便捷，而「新高口」則成為最終的新高登山口。至此，我們可以說由1920年代開始，由平地出發攀登「新高山」提供了三條主要路線（粗體字即為夜宿地方）：
（Ａ—初期）嘉義—嘉義驛—沼平驛—阿里山旅社—沼平驛（新高登山口）—鹿林避難所—鹿林山—新高下駐在所—新高山頂上
（A—後期）嘉義—嘉義驛—沼平驛—阿里山旅社—沼平驛—新高口驛（新高登山口、現今鹿林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入口處或台18線99.45K處）—鹿林山—新高下駐在所—新高山頂上
（Ｂ）水裡坑（新高登山口）—東埔—東埔山莊—八通關—台灣國立公園台中協會宿泊所—新高山頂上
（Ｃ）玉里—玉里驛（新高登山口）—蕨—蕨駐在所—大分—大分駐在所—南—南駐在所—八通關—八通關駐在所—新高山頂上
新高阿里山國立公園內三條新高登山道路（八通關越道路）及沿線避難所、駐在所、宿泊所及山莊，圖片取自維基百科：新高阿里山國立公園
在1920年代裡，雖然攀登「新高山」的交通網絡開展而友善，但當時山區管制仍然嚴格，申請登山的關卡仍舊重重，唯有透過特許的社團提出申請、登記，方能進入山區進行攀登，因此熱愛登山運動的山友們，無不聚眾組隊成立社團，順利進行高山的攀登；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學校亦順勢成立社團，每年朝拜「新高山」一次，高中以上學生甚至小學生陸續登頂「新高山」，促使「台灣日日新報社」及「台灣教育會」等隨之上山拍攝、紀錄並報導，因而如今留下豐厚的史料供查。
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登新高山，圖片取自健行筆記
彰化高等女學校登新高山，圖片取自半月城津
嘉義農林學校登新高山，圖片取自校園生活記憶庫
台南第一高等女學校登新高山，圖片取自南女風華一世紀
西元1926年，較為著名的「台灣山岳會」隸屬於民間社團，由「沼井鐵太郎」發起而成立，並且擔任幕後實質指揮的角色，更由於受時任總督「上山滿之進」的重視，使得專屬辦公室設置於台灣總督府建物之內，得以邀請政要高官擔任榮譽會長，以利於登山會務的推動。在登山運動講究「技術訓練」及「現代化設備」的要求下，其成員多為大日本帝國來台的軍公教的人員及內地人士，鮮少有台灣本島人士參與。
西元1927年，台灣北部第一大報社—「台灣日日新報社」，仿照了大日本帝國境內的報社，舉辦了台灣風景票選活動，藉由官方、專家及民眾三者，共同尋求代表台灣當地的美景，更藉此形成大眾參與戶外休憩活動的空間。最終投票總數超過3億多萬張，票選出有別於大清帝國統治下，官方所定義「台灣八景」外的「台灣八景十二勝」，八景為八仙山、鵝鑾鼻、太魯閣、淡水、壽山、阿里山、日月潭、旭岡、十二勝為草山、新店、大溪、角板山、五指山、獅頭山、八卦山、霧社、虎頭埤、旗山、大里及太平山，以及審查員所選出特殊且更高等的「二別格」—「台灣神社」及「新高山」；甚至在票選結果發表後，也舉辦畫展等慶祝活動，因此更加促進往後山岳繪畫及觀光發展的熱潮。
台灣八景別格 新高山，出自吉田初三郎<台灣八景十二勝>。西元1935年，台灣總督府交通局為因應所舉辦的始政四十年紀念博覽會，邀請被譽為「大正時期的歌川廣重」的鳥瞰圖繪師—吉田初三郎進行繪製，圖片取自【台灣老故事】日治時代的臺灣八景+二別格
西元1927年，「台灣山岳會」亦舉辦了攀登「新高山」的活動，甚至在成員的規劃與參與下，完成了「大霸尖山」首攀的任務，尤其是現今登山界對「大霸尖山」至「雪山」的稜線稱為「聖稜線」，便是由「沼井鐵太郎」攀登後所寫下的文章裡節錄而出。西元1933年，「台灣山岳會」更出版比例尺五萬分之一的「新高登山地圖」，供民眾購買。西元1936年，「台灣山岳會」慶祝創立十週年，舉辦一系列的紀念活動，同時發行了「台灣山岳寫真集」的紀念刊物，內容集結了山岳攝影作品、山岳形成與地質短文、代表性山岳的登山路線與日程建議，而二十條登山路線羅列而出，其中一條便是攀登「新高山」的路線，總共明列出三種行進方案，分別由台中州的水裡坑、花蓮港廳的玉里及台南州的阿里山起登，也就是上述所整理的三條主要路線。
西元1936年，決定了全台灣三處的國立公園候選地—「大屯山」、「新高阿里山」及「次高太魯閣」，其中「新高阿里山」內涵蓋了大眾登山熱潮的「新高山」景點，同時亦包含了「阿里山」及其它眾多高山，並且「八通關越道路」及「阿里山林業鐵路」穿梭其間，甚至擁有從熱帶至寒帶不同林相的景緻，可以說是一處生機盎然的寶地；然而，西元1941年，不幸爆發「太平洋戰爭」，接連因為大日本帝國戰敗，使得有關於國立公園的立法提案也不幸廢止。
金光長子<國立公園候補地新高阿里山>，本圖可能是繪於總督府國立公園調查會初期，有關公園預定地尚在勘查階段。典藏者：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數位物件典藏者：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3.0台灣（CC BY-NC 3.0 TW）。發佈於《開放博物館》（2023/05/20瀏覽）。
至此，完整回顧了整個日治時期社會發展的脈絡，以及當前的「鹿林山莊」於其中，如何順應著攀登「新高山」的熱潮而興起，乃至於最終隨著新中橫公路（台18線）的開通，使得大眾得以取道「楠溪林道」及「塔塔加鞍部」攀登「玉山」而逐漸沒落、殘敗，並且如今轉為林務局公務人員有公務需求下的宿舍。觀賞著雪景下的「鹿林山莊」，更增添了遙想日治時期景緻下的另一層幽靜美感。
鹿林山莊雪景，圖片取自玉山國家公園網站
佇立制高處感受著「鹿林山莊」過往的美感後，旋即步上十分平緩的林間山徑，行至中途視野開闊處，眼見繚繞的雲層彷彿以蔓延的姿態，吞噬著延伸臂膀而來的山谷，氣候呈現出即將轉變的顯著跡象，讓我們不由得稍稍加緊腳步。在努力克服微微傾斜的坡度下，我們來到了中央大學所屬的鹿林天文台所在地，簡單地與「鹿林前山」的象徵字樣合影後，便持續走向「鹿林山」的路途。這是一條小黃土徑匐匍於低矮的箭竹草原中，在逐漸陰沉天色的散射下，微微的一股涼風襲面而來，走過叢生且無序的垂落枝枒，此刻內心映照著是一幅賦歸前的風情畫，愜意的合影於此流露出絕佳的詮釋。「鹿林山」字樣的立石前，在充斥的歡笑聲中，站立著等待合影的人群，作為此趟旅程的最後一個山頭，綻放的笑容出現於小孩們逐漸展開的嬉笑聲中。
回程僅將來時路再走一遭，卻看見許多不同的面貌。「鹿林山莊」前的「松蘿」，憑藉著隨風起揚的姿態映入眼簾，呈現出綠色絲狀物而依附在樹梢，極帶至寒帶氣候均能見其蹤跡，可說是嚴苛環境下的生物先鋒，同時為治療百日咳、黏膜炎、癲癇及水腫等病症的藥用植物。眼前的「松蘿」實為「藻類」與「真箘」的共生體，也就是泛稱的「地衣」，兩者採取分工合作的方式各取所需而共存—「藻類」藉由光合作用供給「真菌」所需的營養素，「真菌」則遍佈「藻類」外層進行保護外，同時提供「藻類」所需的水份及礦物質。眼前的「松蘿」作為「枝狀地衣」，世界上尚存有其它兩種類別的地衣—「殼狀地衣」及「葉狀地衣」。
步道上的樹梢盤踞著許多「台灣獼猴」，不過有別於來時緊纏而獲取食物的意向，此時更像是全家和樂融融的景象，尤其是許多出生不久的幼小猴仔上下攀附於樹幹，模樣逗趣可愛瞬間融解了小孩們的警戒心防。一旁步道的斜坡上，一簇紫紅的花朵吸引了注意，其為分佈於海拔高度2000公尺左右的「毛地黃」，與登山時常見的「馬醉木」一樣，全株帶有毒性卻能作為藥用的植物；「毛地黃」唯有在監控的適當用量下，才能增加心肌收縮力及減輕心臟衰竭，否則將會引起中毒反應。即將步出登山口之際，在多株低矮且分佈於海拔高度2400—3800公尺的「虎杖」圍繞下，一株蕨類植物儘管只是剛誕生不久的幼苗，卻因其根莖佈滿黑色絨毛而吸引了我。「厚葉麟毛蕨」或許是其分類下的一個名稱，這也提醒了我台灣由於蕨類植物的種類繁多，其實在國際上能夠擠身為「蕨類王國」的事實，在我即將離去的當下，彷彿已經邁入了深具層次的植物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