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桃城三禾火雞肉飯（午餐）．冰ㄉ • かき氷嘉商店（特色冰品）．慕咖啡（咖啡、果汁與蛋糕）．安樂街日式建築群．嘉義公園（大清與日本帝國古蹟群）．霸王沙鍋魚頭（晚餐：豬腳飯）．珍煮丹（珍珠奶茶）．尊皇大飯店
未來造訪行程：大清帝國留存修建孔廟石碑、辯天池及池島（小西湖）、阿里山森林鐵路蒸汽火車頭、日之丸橋、丙午震災紀念碑、警察官紀念碑、第一代神社遺跡、國民政府設置水泥龜及磨石子溜滑梯、KANO棒球園區超寬版星光溜滑梯及滑草場、嘉義林業試驗所嘉義樹木園、水源地水錶室
乘著台灣昔日三大林場之ㄧ阿里山林場的時光歲月，採取逆向回溯的旅行基調，由嘉義市漫遊至阿里山鄉，此乃肇因於數月前一訪太平山林場，並且爬梳羅東鎮崛起的相關歷史後，試圖以更為完善且詳盡的理解，拼湊出日治時期全台灣林業發展的史實。八天七夜的旅程規劃，首日落腳於嘉義市區內，儘管已來到暑假即將結束的八月下旬，全台灣的氣候仍然異常炎熱，嘉義市區氣溫更是來到攝氏35度附近，中午一嚐在地的火雞肉飯後，一碗碗消暑冰品所帶來的心頭沁涼，依舊無法抵擋住室外襲來的熱浪，踏入嘉義公園約莫半小時後，終究還是選擇棲身於室內，藉由悠閒的下午茶時光，先行掠過酷暑難消的窒悶難耐，再以一家人原有輕鬆詼諧的基調，漫步於嘉義公園的史蹟薈萃。
嘉義公園滿載著過往文物的遺跡。自公園的正西側進入，福安康紀念碑標示著昔日的台灣，在納入大清帝國的治理版圖時，爆發民變之一林爽文事件的始末。大清帝國治理上的腐敗叢生，促使民心思變進而爆發該事件，台灣西半部由北至南，儼然形成民軍起義進攻。當朝在位的乾隆皇帝前後動用大軍予以平定，在當時可謂是陷入雙方的激戰，最終在福康安與海蘭察所率領的精銳部隊，棄而不捨地追趕下，才將林爽文及相關重要黨羽擒獲並處死。乾隆皇帝心念著此一戰功，透過十片石碑文詳述該事件始末，而贔屭亦順勢打造以供置放石碑；然而，在雙雙搭船渡江運往當時的台灣府城時，一座贔屭不甚落海未尋，故僅有九座石碑及贔屭安放於今日的赤崁樓內，另一以砂岩仿造的贔屭連同石碑，則輾轉安放於眼前的嘉義公園內。十二門鏽蝕的嘉慶年間古砲，透過石製底座肅靜地安置於翠綠的草皮上，早已無法得知有關於它們歷史的來龍去脈，卻遺留大清帝國平定內外戰亂的無窮想像。福康安紀功碑便是眼前的石碑及贔屭，歌頌著福康安對平定民變有功，而十二門古炮亦隱喻著平定戰亂，這些文物似乎純然以統治的角度，呈現出帝國心繫穩定的急切樣貌，那麼當時民心究竟為何，更應當是透過歷史進行先民生活的檢索時，必須一同詳盡理解的重要部分。
走過大清帝國統治的歌功頌德，彷彿時光的快速輪動，引領我們來到甲午戰爭後，大清帝國戰敗的愁雲慘霧中，台灣就此依憑著雙方一紙的馬關條約，割讓至大日本帝國的麾下。西元1895年，台灣慣用的年號由光緒轉變為明治。西方強權的執意造訪大日本帝國的海島型國土，在歷經內部各方意見來回的激盪與血洗起義後，深知現況在退無可退的前提下，最終透過明治維新走上仿效西方的路線，試圖先齊頭於形成列強的要件，而後展開對於國際勢力的影響；在如此定調而進行西化運動下，大量派遣留學生及官員前往歐陸考察及學習，除了在政治及社會制度上有所深耕外，攸關於都市及建築的設計與規劃，同樣受到很深的影響。公園貴為都市的櫥窗，更提供都市人民從事休閒活動，歐陸各國公園綠地精心設置的景緻，自然成為文明國家的都市象徵，大日本帝國自然深受此觀念的薰陶。大日本帝國著手台灣治理的調查與工作，想當然包括各地公園用地的探勘與規劃，嘉義公園就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隨後於明治43年（西元1910年）設置；值得一提的是明治32年（西元1899年），今日阿里山鄉當時所擁有的豐碩紅檜資源首度被發現，自此為了開採紅檜所建造的阿里山林業鐵路，連接了北門驛至沼平驛的阿里山主線，最終於大正3年（西元1914年）完工。逐漸興盛的林業帶動嘉義市區的發展，市街改正計畫更逐漸擴展，最終設置於北門驛旁的嘉義公園，自然成為計劃中的其一要點，逐漸擴大用地與增設更多的設施。
建築工事正於大正2年（西元1913年）的辯天池區域進行著，外圍搭建至中央池島的圓拱橋，以及池島上設置著辯天堂供奉七福神之一的辯才天，這些在仿效歐式公園特色中的日式庭園元素，早已隨著歲月失去了蹤跡。大正9年（西元1920年）公園內部設置猿籠，隔年才因為神社的祭典，而在籠內有了十隻獲贈的猴子，其後於昭和9年（西元1934年）合併或移除而另行設置於當時的兒童遊園地內，如今同樣早已不見真跡。出身於在地的嘉義藝術家陳澄波先生，一生橫跨大清帝國、大日本帝國及中華民國的統治時期，藝術風格的啟蒙始於童年時期，就讀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並師從石川欽一郎，更於大正13年（西元1924年），進入當時的知名學府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結合對於印象派畫家梵谷的極度喜好，進一步激勵其既魔幻又活躍的畫風。如下一系列畫作所示，呈現陳澄波繪製出有關於嘉義公園的精彩面向，尤其是那些早已不存在卻栩栩如生的景緻；繪製於昭和12年（西元1937年）的「嘉義公園（ㄧ）」及「嘉義公園（二）」，可見池島上的鳳凰木枝葉垂落式的曲折延伸，以及辯天池中近乎幻化的丹頂鶴與白鵝，生動地描繪出當時公園絕美的一隅，此兩幅畫作個人十分喜愛；繪製於昭和9年（西元1934年）的「嘉義公園一景」，呈現出一家人悠閒地出遊公園，並在繁花盛開及翠綠樹草中，觀賞籠中嬉戲的猴子；其它精彩的畫作如「嘉義公園（三）」、「嘉義公園（四）」及「嘉義公園一隅」等等，無不從中顯露出其對於公園昔日的美學詮釋。透過畫架定距地樹立於公園內，儘管列印成像與觀賞光線並非特定看展室內的專業水準，依舊是來訪時不可錯失的珍貴藝術品。
陳澄波，〈嘉義公園（ㄧ）〉，取自國立台灣美術館。
陳澄波，〈嘉義公園（二）〉，取自國立台灣美術館。
陳澄波，〈嘉義公園（三）〉，取自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陳澄波，〈嘉義公園（四）〉，取自尊彩藝術中心。
陳澄波，〈嘉義公園一隅）〉，取自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陳澄波，〈嘉義公園一景）〉，取自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昭和5年（西元1930年）是嘉義公園充滿變動的分界年份，除了嘉義市由嘉義郡獨立出來之外，還有阿里山伐木業因為自然資源逐漸枯竭，使得嘉義市存在必須轉型觀光產業的急迫性，以此接續地方的經濟發展；更進入戰爭動員時期的過渡期，自西元1936年開始，直至西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就此處於皇民化運動時期，以此因應大日本帝國發動大東亞戰爭，凝聚全國軍民一心效忠天皇之用。
兒童遊園地於昭和9年（西元1934年）設置完成，日之丸橋亦於同年興建完成，自此跨越溪流並連結辯天池區域；靜置的水池有著一道彎曲水柱流下，源自設置於同年的尿尿小童銅像，在剷除經年累月不斷塗抹裝飾的多層顏料，並且經過仔細的丈量與比對後，確定與比利時布魯塞爾超過400年的尿尿小童，在樣貌及比例上相同，仔細觀看將能感受到它的巧妙設計；兒童遊園地、辯天池區域、日之丸橋及尿尿小童與噴水池，更有如今已不覆存在的游泳池，就此連結成為嘉義公園西側的獨特景觀，但相當可惜的是此次走訪，未能做好行前了解而會見日之丸橋，僅能留待下次再訪。嘉義公園設置於嘉義東側地形起伏處，溪流自是貫穿其中，外加上初始作為農林試驗用地，樹木叢生亦是順勢的結果，雙雙為公園創造出別出心裁的景觀。溪流沿岸的台階式設計是其中值得關注之處，另外跨越其上的橋樑亦是亮點，自西側進入後將面對溪流幾近縱切而過，於是行越一座座不同設計形式的小橋樑，便成為公園漫步時必要的觀賞。由北至南依序遇見幾乎保有當初設計樣式的小橋樑—日之丸橋（西元1934年）、彌生橋（西元1918年）及無名拱橋（西元1933年），其中彌生橋頭「大正七年」的清晰落款，以及圓弧拱形的橋身和苔蘚不均分佈且略帶龜裂的欄杆，給足了走訪人們鮮明的印象，而儘管無名拱橋頭字樣消失於風吹雨打中，小孩們無法清楚地辨識出來，在一側藤蔓植物完全蔓延而依附生長下，更為細緻的橋身與欄杆雕塑及狹窄的通行寬度，卻更有另一番古老雅致的韻味。
緊鄰嘉義市立棒球場的嘉義公園入口處，有著一條由石磚鋪設的筆直通道，向東延伸越過忠烈祠的石牌樓，便能直達底部的射日塔；佇立於入口處以視線所及作為想像的依據，便能約略界定出日治時期嘉義神社，不管是核心及周遭建築或設施的廣大座落範圍。石磚鋪設的筆直通道，清楚地標界出昔日的「參道」走向；步上階梯前左右側的兩座「石燈籠」，除了下半部及台座保留原樣，並且留有昔日刻印的「臺北市 株式會社 昭和石栈工業謹製」字樣外，上半部則早已在戰後改造而烙上「忠烈祠」字樣；稍微向前步行於右側樹立著一座「社號標」，社號由原先的「嘉義神社」字樣，在戰後被替換上「臺灣省嘉義市忠烈祠」字樣，但台座上留有昔日刻印的「永登組 石工 稻富松市」字樣；順著階梯輕踏著步伐向上，正穿越過昔日設置的第一「鳥居」，如今早已不覆見；分置於左右兩側的第一對「狛（ㄆㄛ、）犬」被完整地保留下來，作為守護神明的差使，源自於綜合獅子及狗犬的想像生物；兩旁綿延數座被完整保留下來的「石燈籠」上，刻印有清晰的「大正十年三月建之」字樣，在其夾道歡迎下，持續行走於參道上，隨著佛教於「飛鳥時代」（西元592年－710年）傳入日本後，燈籠原先只限於佛寺使用，到了古代末的「平安時代」（西元794年－1185年）則作為神社照明使用，最終來到中世末的「室町時代」（西元1336年－1573年）後，則開始演變為由信徒捐獻給神社使用，使得石燈籠常刻印著「奉献」或「奉納」的字樣；樹影扶疏於眼前筆直的步道及階梯上的忠烈祠牌樓，昔日設置的第二「鳥居」即位於此處，如今同樣早已不覆見；越過牌樓後來到一處寬闊的平台地，在青蔥翠綠的草皮遍佈下，中央的「參道」依舊筆直向前延伸，數座「石燈籠」依舊夾道歡迎著我們，兩側則開始設置神社相關的附屬建物；左側由前至後依序設置「參集所」及「手水舍」，前者主要作為前來參拜信徒的短暫集會處，後者保留住昔日設置的「手水鉢」供洗淨雙手及漱口，以此作為參拜前淨身使用，右側刻印著「奉献 昭和十七年十月 嘉義土木建築請員業組合員一同 世話人 田木權二」的字樣，而田木氏為土木建築請負業田木組之創辦人；右側由前至後依序設置「社務所」及「齋館」，前者為平時神職人員或管理人員處理及執行神職庶務及值夜的主要場所，後者為舉行祭典前，祭主以下的神職人員以及重要參與人員，進行齋戒以保持身心清淨或是宿泊及日夜祈願的主要場所；進入兩館的內部空間前，不妨先於其圍籬出的室外空間，好好感受一下由高聳的百年橄欖樹、楓樹及翠綠草皮，還有兩館滄桑古意的建築外觀，共構形成日式庭園的獨特氛圍，定能令人印象深刻；再來聚焦於兩館引人注目的建築風格，主要在於屋簷、屋脊、破風、垂脊、正脊彰顯出日本傳統的「入母屋式」形式，可說是「切妻造」形式與「寄棟造」形式的合體，上半部如前者有兩個斜面，下半如後者為四個斜面，傳自於中國傳統的「歇山頂」形式，而內部窗台明淨下的木造空間配置，漫步其中更能充分感受到其細緻度，尤以「編竹夾泥牆」的設計，牆面由細竹編成網狀固定，再用稻草、稻殼等材料，加上黏土混合塗抹於竹網外部，最後再刷上白灰作為保護及裝飾，形成室內所見的白牆；如今「嘉義市史蹟資料館」取代了原先「社務所」及「齋館」的功用，有關於嘉義市歷史發展的相關文件、圖檔及影片，在此能夠詳盡地進行公開閱覽，另外部分空間作為餐飲及租借和服的用地，放慢步調進行完整體驗，定能滿載鮮明的回憶；跨出兩館的圍籬空間，重新走回參道，順著第三道階梯向上來到平台處，昔日設置的第三「鳥居」即位於此處，如今同樣早已不覆見，但保留原樣的第二對「狛（ㄆㄛ、）犬」則分置於兩側；視線轉往右方之際，一座「神輿庫」由樹叢遮掩處顯現而出，主要作為存放祭祀設施的場所，透過混凝土模仿木作建築的外牆，形成眼前改建後的建築，不失融合於整體神社遺跡的美感；最終視線拉回參道末端，也就是眼前的射日塔及其周遭地帶，此乃「第二代神社」遺跡處，原先存在於此的「拜殿」及「本殿」已不復見，前者作為一般參拜者列隊祭拜的場所，後者作為安置神靈所在之處，故為整體神社最神聖的區域，一般建於高台上，藉此明喻神靈高高在上的優越地位，唯有祭典中的主祭者方能入內進行參拜；自射日塔返回時，不妨順勢造訪右側的「第一代神社」遺跡處，昔日拜殿所在地仍有地上清楚的遺跡可循，昔日本殿所建之高台則仍遺留於此；由坐北朝南的「第一代神社」改建為坐東朝西的「第二代神社」，主要在於前者的社殿遭白蟻侵蝕嚴重外，還有參拜者日漸增加，以及原有的空間逐漸不敷使用，於是最終決議擴大神社的規模。
順著嘉義神社龐大範圍的遺跡，沉著於自我想像的流轉，再次神遊於昔日神社所營造的氛圍；然而，在百年前遙遠的被治理年代，神社理應屬於宗教信仰的範疇，卻由政治主導並倡議進行興建，有關於政治與宗教兩者間的關係爬梳，實為當下景觀美得令人陶醉後，理性思考應當接續發揮的時候。「神道」作為大日本帝國自詡為「大和民族」的原生宗教，主要對於世間萬物令人敬畏的力量進行自然崇拜，故屬於「泛靈多神信仰」。日本的歷史中，天皇先後支持「佛教」與「神道教」，以此平衡兩大宗教的勢力，最終使得兩種宗教混合形成「神佛習合」，也就是兩者相互折衷融合形成一個宗教系統；直到明治天皇在位時期，人民多同時信仰兩種宗教，佛教的寺院與神道教的神社亦融合而成。「日本神話」源自於神道教，主要將人類於自然界的起源神格化，開天闢地的「天神七代」誕生「地神五代」後再誕生「天皇」，而日神「天照大神」即為「地神五代」之一神祇，被視為皇室的始祖。「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亦為「地神五代」之一神祇，更為「天照大神」之孫子，相傳在其受「天照大神」命令並降臨治理日本國土前，「大己貴命」及「少彥名命」便早已降臨並經營國土，故結合兩位神祇與「大國魂命」合稱「開拓三神」，主要用以代表經營國土的守護神；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於當時佔領新國土，如北海道、台灣及庫頁島境內的神社，皆會安置此些神祇供祭拜。「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非日本神話中的神祇，而僅是明治時期的皇族，曾赴當時普魯士的軍校深造；大清帝國於西元1894年的「日清戰爭」（甲午戰爭）中戰敗大日本帝國，並於隔年簽訂的「馬關條約」中割讓台灣，使得大日本帝國前往接收台灣進行統治時，遭逢台灣內部集結的勢力反抗，因而銜命帶領「近衛軍團」登陸台灣進行鎮壓，最終在爆發為期數月的「台灣平定作戰」（乙未戰爭）中，卻因至今仍不明的原因逝世於台南；在「台灣民主國」被滅亡後，開啟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間，他被日本人神格化，在當時最大的「台灣神社」成為主祭的神祇，並訂定其逝世之日作為「例祭日」。
明治4年（西元1871年）後，也就是「明治維新」末期，「神道教」被國家介入走向系統化發展，開始將參拜神祇的神社制定層級—「社格」，使得官方認定的神社主要分為「官社」及「諸社」，大日本帝國走向政教合一的路線，政治透過宗教的信仰與儀式，根深蒂固地灌輸崇拜天皇及忠君愛國的中心思想。「官社」由國家級別的內務省管轄， 分為「官幣社」及「國幣社」，另外可再各別細分為「大社」、「中社」及「小社」；「諸社」由地方級別的政府管轄，分為「府社」、「縣社」、「鄉社」及「村社」；另有不在社格體系的「無格社」，但依舊被官方認定為神社。大正4年（西元1915年）第一代神社落成，並且主殿迎入五神安置於三座，正座為「天照大神」、左座為「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及「少彥名命」、右座為「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相隔兩年後，神社社格由「無格社」升格為「縣社」。誘因於「皇民化運動」的影響，大日本帝國急欲強化當時台灣人民的認同，選擇透過宗教信仰凝聚民心的方式，採取「一街庄一社」的原則，開始在全台灣要地興建神社，對於當時台灣人民參拜神社的態度，亦由昭和9年（西元1934年）產生轉變，開始要求學校帶領台灣小學生，在各神社的「例祭日」時前往參拜。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昭和18年（西元1943年）第二代神社落成且遷座完成，隔年神社社格升級為「國幣小社」，值得注意的是昔日的「台灣神社」為「官幣大社」、「台南神社」為「官幣中社」，前兩者都主祭「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建功神社」、「新竹神社」、「台中神社」及「嘉義神社」皆為「國幣小社」。結合日本神社建物的想像建構、神道信仰的祭祀神祇，乃至於政教合一下的社格分等，尤其以統治台灣初期直至末期的皇民化運動時期加以思考，參拜神社在當時台灣的意義，似乎隱含著徹底臣服於大日本帝國的征服，並且認同天皇始祖乃至於其延伸而出的天皇權威，以此有利於大日本帝國對於台灣的統治，人民更能進一步為大日本帝國所用，作為征服其它國土的兵力來源。
這段回顧歷史的領悟，在踏著原參道原路返回時，右側的「孔廟」在孩童的嬉戲間，於開散的枝葉中浮現出來。早在周敬王42年（西元前478年）孔子逝世後的第二年，孔子的弟子便開始設立「曲阜孔廟」祭祀，當時的「孔廟」本為純然的「文廟」性質。自漢武帝元光元年（西元前134年）接受董仲舒的提議進而「罷黜百家，獨崇儒術」後，從推翻前帝國統治後的天下紛亂中，便立定了一套思想標準以此鞏固政權，通曉儒家經典便開始成為通往官吏之路的必要條件之一，儒家思想逐漸成為統治思想的基礎。隨著儒學成為往後帝國統治的基礎思想，加以各帝國皇帝每年皆會前往祭祀，孔廟的設置逐漸開始遍及各地外，祭孔活動亦延續不斷及規模逐漸提升。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孔廟由「文廟」開始與「官學」結合，也就是官府以學習儒學教育而舉辦的學校，常常與孔廟共同設置於一處形成獨特的「廟學制」。作為統治參照的儒學成為教育的實質內容，加上統治最高層級的皇帝每年親臨祭祀，可以說透過思想灌輸及儀式認同兩者，進行一種有利於統治階層的潛移默化作用，這樣的風氣在明、清帝國統治時期，可以說達到一個高峰。諸羅縣設立於康熙23年（西元1676年），而縣內的孔廟設立於康熙45年（西元1698年），直至嘉慶17年（西元1776年）還有進行修建。明治28年（西元1895年）開啟台灣的日治時期，當時的孔廟已被駐軍，原先廟內的先聖牌位四處流徙，而祭祀活動亦總是在民間進行，尤其處於皇民化運動時期中的昭和11年（西元1936年），為迫使台灣人民的認同聚焦於大日本帝國，嘉義市實行廢廟政策，最終僅剩下三間廟宇—地藏庵、城隍廟及南門文昌閣，其它廟宇則遭到拆毀。昭和20年（西元1945年）大日本帝國於二戰中戰敗，美國為首的同盟國接受軸心國中的日本投降，並將台灣託管於中華民國，台灣旋即進入威權統治時期，年號又由昭和轉變為民國，再次開啟了另一波政治與社會上的民心動盪。國民政府為了推崇中華文化復興，責成嘉義縣政府在嘉義公園內籌建的孔廟於民國54年（西元1964年）完工，並且將先聖牌位請回安置，結束了寄託於民間長達約60年之久的歲月。公園內留存少量戰後各時期具特色的遊具，包括民國51年（西元 1961 年）捐贈的磨石子溜滑梯、民國58年（西元1968年）已設置的水泥龜、兩件可能約在民國60年代（西元1970 年代）設置的圓錐小椅，皆為值得一看的。
午後陣雨來得又急又快，早在嘉義市史蹟資料館時已撐起大傘避雨，沿著鋪石步道離去嘉義公園時，眼前的日落紅日渲染著視線所及之處。順著這樣的氛圍向右凝視著朱紅孔廟與翠綠樹影，使得現行的我依循著回憶，進一步爬梳孔廟興起的歷史源由，更進一步對照神社設置的歷史因素，引領我沉思大清帝國與大日本帝國看似政教合一的實質內涵，卻察覺兩者本質上的迥然不同之處，得以提供本次旅程最終感想的絕佳素材。
參考資料：
eTaiwan 台灣日治時期歷史古蹟繪圖創作和台灣歷史古蹟導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