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別於賈德．戴蒙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將白人主宰現今世界的優勢，歸納於「生物」及「地理」兩大因素，此書更仔細將主宰的優勢，聚焦於「繁榮」—「財富成長」的因素，但並非著墨於有形因素—物件及天然資源，而是集中探討無形因素—制度關係，並在此關係所建構的無形框架下，檢視人們如何互動、思考及行動。作者透過大量回顧歷史的方式，帶領讀者俯視制度初始生成處，並行走於上百年的來回激盪，直至制度逐漸成熟之時，這是個人相當喜愛的地方；從中讀者亦可以清楚理解，由作者進一步歸納出的四大要素—財產權、科學理性、資本市場及運輸通訊，如何相繼地發展，形成西方世界強而有力的根基，得以朝向繁榮之路邁進；透過書中的數據彙整，可以明顯發現一八二〇年後不久，透過四大要素的交互影響，世界上的經濟發展已開始突飛猛進。
圍繞著發明者、生產者及消費者，能夠將四大根基進行一番貼近的詮釋：「科學理性」促使發明者有系統地思考及解決疑問；「財產權」保障發明者的發明理念及生產者的創作成品；「資本市場」促使生產者取得生產大量成品的有效資金；「運輸及訊息」促使生產者迅速提供銷售訊息至消費市場，並將販售成品迅速運抵至消費者手中；從中能夠看見「市場」概念的行成，亦形成隨之而來的「交易」概念，使得讀者更容易聯想到「經濟」一詞的核心意涵，以及其中「繁榮」或「財富成長」的簡明說法。
閱讀的過程中，能夠清楚看見制度的發明並非首要，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夠妥善應用於國家及社會，以形成無形且適切的行為準則；過分拘泥於發明的先後順序，無法將注意力進一步放在實用層面，透徹地看穿關鍵發展的成因；歷史已然是發生過的事務，盡可能毫無偏見地檢視事件的先後關係，仔細思考發展之間的關聯性，才應當是學習歷史的核心要義。
一、財產權
可以從沒有財產權一事，想像成一個人為解決某樣需求，因為得知沒有事後的保障，將會喪失動機去進行發明，來看待財產權的重要性；於是，少了財產權將難以改善生活，來進一步保障其它的權利，而落入貧困生活的窘境，亦相當容易屈從於國家的意志，甚至抵擋不了國家透過政治的權力，進行異議上的恫嚇及打壓。從起源於伊拉克底格里斯河及幼發拉底河的兩河流域，以及埃及尼羅河流域的兩大古老文明談起，當時已發展出土地交易紀錄，性質上一度能從共同擁有轉變為私人擁有，但諸王為了有效統治國度而爭取臣民的支持，常會取消土地的主張權，導致有關土地收成及交易的風險劇增，接連使得相關的貸款利率高漲，而不利於交易活動甚至是財產擁有。
特別值得注意，古希臘邁錫尼後期約西元前一二〇〇年，土地的控制權由貴族落入菁英手中，而農人甚至開始殖民邊陲的山丘土地，他們開始運用自己的意志，從錯誤中想盡辦法改良耕作的方法，克服此處土地貧瘠的問題；到了西元前七〇〇年，多達十萬塊小農田散佈於此，形成講究個人主義並反對威權，懷著榮譽心且崇尚工作倫理的一群小農們，他們發展出擁有農田的「私人財產權」、以農田作為投票基礎的「勛閥政治」、武裝結夥的「軍事自足」，形成一個集結的「城邦」—以投票的方式共同抵禦入侵的勢力，進而保障小農們的生命及財產，甚至於隨後的自由；真正的希臘民主誕生，應該起算於當時的梭倫組織起司法系統，將一般無土地的自由人納入其中，進一步擴展以保障一般人的生命、財產及自由，也就是將「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法治，作為財產權的重要壁壘；然而，民主的輝煌卻在亞歷山大的遠征下，摧毀於城邦自治權的告終。
時間來到羅馬的共和時期，約西元前二〇〇年，征服其它地域所獲取的奴隸及戰利品，已經成為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這些物品大量的流動，促使人民以此像小農買土地，最終打造出龐大的種植場，又再次形成土地集中持有的現象；甚至長期將貧窮農民徵招入軍團，以進行掠奪異域的軍事活動，形同課徵重稅般荒廢他們的農田，相形之下，富裕地主雇用免除兵役的奴隸耕種田地，進一步坐大他們的田地產出，一來一回之下，財產權不平衡的現象又再次敗露。共和時期的裁判官負責審案，但卻暗中被視為執政官的墊腳石，而執政官又被視為走進元老院的過場，導致審案的獨立性隨著個人的政治利益搖擺，沒有特殊關係的一般人民，公民權及財產權無法有效地被保障；遑論時至獨裁時期，皇帝猶如部落中的酋長，兼任法官及陪審團要員，介入審判的結果甚深，更加無法治運作的空間，以保障必要的公民權及財產權。
約莫西元一二〇〇年，英格蘭約翰王想要收復法蘭西腓力二世，於邊境諾曼第所佔領的大片土地，於是侵佔臣屬男爵們的土地，以取得資金來打仗，使得男爵們群聚反擊，佔據倫敦以逼迫國王談判協商，最終約翰王被迫簽署名為「大憲章」的協議書，承認其違反「普通法」而掠奪他們的財產；其中「普通法」隸屬於「海洋法系」，強調「司法判決先例」為優先—透過個別案例「逐步積累」發展，僅能透過影響三權的方式來進行更動。「大憲章」明確地描述必要的程序，來確保國王將一切不當歸還、不得再進行侵佔情事、擴大此權利給全英格蘭所有自由人；往後「大憲章」在王位繼承人及議會持續承認及修繕下，終於成為既強大又完善的權利宣言，其規範國王不臣屬於任何人，而臣屬於上帝及法律，因為法律立他為王。
攻讀法律的科克爵士，靠著淵博的法律知識，一路從法律執業人士，進入到最高的立法及司法機構，包括擔任下議會議長，甚至一六〇六年，獲任為王座法庭的法官，以其驚世駭俗的表現捍衛司法獨立性，鞏固了法院對抗王權及議會的權力擴張，形成現代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權分立的基礎。著名的事件為當時的主教，對時任國王的詹姆斯一世提起訴訟，控訴其未兌現給予教士俸祿的承諾，在科克為首的法官們，竟判決國王為非法，最後僅存科克一人捍衛此司法判決，卻因此被國王免除職務；然而，科克持續以「普通法捍衛者」的姿態，回到議會保全其權利，持續對抗國王的特權。一六〇〇至一六一五年，科克透過其偉大的著作「英國法律彙編」，推崇「大憲章」為「普通法」的基石，聲稱「普通法」為一般人民，抵抗王權侵害及議會侵權的壁壘。然而，科克認定司法地位高於國王及議會的原則，卻被一六八八年發生的「光榮革命」所打破，議會當時以其權力壓倒國王後，便以此姿態佔據司法的上風，持續至今日；現今，也只能在深受科克著作及思想影響的美國，看見司法至上的原則。十七世紀裡，英國法院及議會接連行使其權力，對王權進行程度上的約束，並將此司法權及立法權的福音，傳遍西方世界及其它地方，持續透過三權分立來約束國家的權力，進而保障一般人民的自由權及財產權。
洛克接續科克的努力，耗費一六八〇年至一六九〇年的時間，完成其聞名於世的偉大著作—「政府論」；其中認定在「自然狀態」裡，人民得以組成一個仁慈的政府，以保護自己的生命及財產，並維持生存的需求，因此政府的合法性建構在履行這樣的責任，若是政府膽敢侵佔人民的財產，便與人民處於開戰的狀態，人民亦因此免責於此。洛克以「政府論」與費爾默爾的「王權天生」形成對峙。前者強調人類社會依據「自然」，發展出日積月累的規範，來管理可以接受的風俗、行為及財產，而此「積累性的規範」，即是「普通法」的終極來源與力量；後者則以「普通法」源自於「神賜王權」，作為其強力的論述。隨著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結束後，議會派的勢力取得空前的勝利，由於充份反應了當時英國人沸騰的情緒，「政府論」的論述得以綿延下去，甚至影響此後美國於一七七六年，所擬定「獨立宣言」的實質內容。
如前所述，針對有形物質的「財產權」保障，大量回顧了相關的歷史發展，無形知識也就是所謂的「智慧財產權」，亦隸屬於「財產權」的一部分；針對「智慧財產權」的保障，聚焦在義大利、英國及美國的歷史發展，將能簡明地觀察到「專利法」的發展。一四七四年，義大利的威尼斯參議會，通過了第一部「專利法」，使得發明家可以申請專利，以獲得長達十年國家層級的專利保護。然而，直至十六世紀結束前，也就是前述的科克大量著力於司法系統前，英國國王還在將專利的壟斷權，當作換取收入的手段，私自頒發給利益來往的寵臣及商人；進入十七世紀後，誠如前述高舉「普通法」的效力，才在一六二四年，議會透過「專賣法」的成立，才開始限縮王權對於專利的濫用；之後，發生於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限制王權對於專利的干涉，一度成為議會派革命的述求之一，持續直至一八五二年，對照美國對於專利的保護，發覺落後而開始進行徹底的改革，才讓王權才徹底停止插手於專利的私自授與。美國則是在一七八一年獨立革命戰勝英國後，於專利的保障制度方面超越了英國，直至一七九〇年，經過各路人士及參、眾議院言論的來回激盪後，完成了美國第一部的「專利法」。於是，經過將近三百餘年的發展，英國及美國對於「財產權」的保障，驅使個人勇於展現改善事務的動機，造就十九世紀核准的專利數目大爆炸，進而促使當時物質生活的繁榮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財富成長契機。
二、科學理性
不妨想像人類初生於世，面對氣候及疾病突然變異及爆發，該如何在心理層面尋求寄託，以安然面對並度過眼前的未知？參透這樣的面向，將能理解人類群聚共同祈求的行為，亦能同理「宗教」興起的其中一個因素。再將目光移回現今知識的開展，人類對於各種變異尋求已知的論述，以解釋未知現象的成因，亦可以視為「科學」興起的其中一個因素，一方面可以掌握心理的恐懼，另一方面可以嘗試對於未知進行預測（雖然未來根本不可預測），以提防未來可能的危害降臨。來回於兩種情境，我們也許被引發出深沉的好奇心，探究「宗教」與「科學」的興起之間，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歷史發展，而造就現今世界的樣貌？
使用歷史、經濟及人性的觀點來觀察，當人類群聚時，常會有階級制度生成，而「教會」便是「宗教」裡，介於「信眾」與「神聖」之間的組織；它們向信眾詮釋神聖的旨意，遊說信眾以「金錢」及「地位」，換取「今生的認可」及「來世的救贖」，再將金錢用來健全教會的發展，形成一個穩固且壟斷的關係。然而，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所發表的「九十五條論綱」，點燃了「宗教改革」的火苗，往後以追求「個人」面對「神聖」的述求，而非透過「教會」橫亙其中進行圖利，於歐洲各地如火如荼地開展，橫跨了十六至十七世紀；接續宗教改革的浪潮，個人面對神聖進而產生前所未有的未知，秉持著背地裡探究的精神與力量，從中衍生出「理性探究」的時代潮流，以此發展出相對應的「科學知識」，來克服個人實體及精神存在的基本問題，於是造就出後人稱為「啟蒙運動」的時期，橫跨了十七至十八世紀。在「教會」的勢力逐漸遭「宗教改革」削弱的同時，「個人」對於「科學」的追求，亦逐漸在「啟蒙運動」的浪潮下興起，使得當時歐洲人民的心智，逐漸由基督宗教「教會」的箝制力量中掙脫而出。
觀測並解釋天上星體的軌跡運行，形成科學理性發展中，一段不可或缺且關鍵的歷史。二世紀，羅馬天文學家托勒密採用「地心論」的觀點，解釋七大星體—太陽、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及土星，同時以地球為圓心，根據較大的圓形軌道—「均輪」運行，以及較小的圓形軌道—「本輪」圍繞著均輪的軌道運行；往後的一千年間，「教會」採用了此模型，因為神聖力量的加持，任何想要挑戰並推翻的勢力，都必須憑藉著莫大的勇氣，甚至是以犧牲性命的方式來達成。
時間來到一五〇〇年，許多天文觀察家開始懷疑托密勒系統的嚴重瑕疵，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在這樣的時代下誕生，透過粗淺工具的觀測後，使用僅「教會」熟知的拉丁文，提出「日心論」為主的「天體運行論」著作，並在一五四三年死後才出版；然而，儘管迥異於「地心論」，卻還是假設天體以圓形軌道運行，一樣有著模型不夠精確的問題存在。
丹麥天文學家布拉赫，一五六〇年起，逐漸以其觀察及測量天體的卓越能力，受到王室重視並獲贈土地、豐富的津貼、文島及新建的天文台，使他得以使用高品質的儀器，進行更為精確的觀測。他對於星體運動相關的理論，貢獻微乎其微；但將觀測過程中的錯誤予以量化，使得觀測得以呈現高品質的結果，對後世影響最深，使得年輕助手克卜勒能夠從中學習，並得以促進天文知識的進一步發展。
接著英國培根爵士，提出人類觀察自然世界的知識，可以透過不斷改善的方式，進一步來改善人類的生活；也就是將希臘人以降的「演繹」方式，轉變為「歸納推理」方式，來進一步詮釋自然世界的運作；前者以被認為為真且不容懷疑的事實，後者以觀察且收集到的資料，歸結成模型及理論，各自作為進一步推理的基礎；於是，一六二〇年完成的「新工具論」，將探究「科學」的知識框架，導向盡可能客觀的手段，以避免個人的曲解，亦造就出透過精密的機器，並得出相同觀測的數據，以利進行最後的歸結。
綜合哥白尼的「日心論假設」、布拉赫的「高品質觀測」及培根的「歸納推理」，德國天文學家克卜勒結合其「數學才華」，為天文知識貢獻出更深一層的心力。古希臘天文學家以「圓形軌道」的「日心論」，預測誤差達幾十度；古羅馬天文學家托勒密以「圓形軌道」的「地心論」，預測誤差僅達幾度；丹麥天文學家布拉赫透過高品質的觀測，已經將誤差縮小到約十分之一度；一六〇九年起，德國天文學家克卜勒理解到，奠基於托勒密系統的不準確性，於是揚棄了以往使用的預測模型，連同捨棄了「圓形軌道」的假設，以「日心論」及「橢圓形軌道」為核心，提出了行星運動的三大規律，並建立起相對應的新模型，完美地符合布拉赫觀測到的資料；雖然發現了行星如何運作，卻無法對其進行解釋。
一六〇八年，義大利數學家伽利略本著「數學」及「機械」的雙重才華，設計並製造出放大倍率達三十二倍的望遠鏡，並將望遠鏡朝向天際，發現了許多星體繞著另個天體運行，直接牴觸了幾千年來，教會奉為圭臬的托勒密系統，奔騰的性子亦使得他大膽主張哥白尼系統，實際上符合「聖經」的內容；由於他與主教擁有私交，宗教裁判庭僅以告誡的方式，命令他停止教授哥白尼的一切理論。然而，一六三二年，伽利略以一般民眾所能認得的義大利文，以及透過望遠鏡足以佐證的資料，出版了「關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大量探究了托勒密及哥白尼兩種系統，並否定了托勒密系統，震驚了教會並引起了騷動，使得他反覆遭遇牢獄之災並獲得釋放。伽利略透過實務經驗及觀察結果，驗證了天體運行的理論，卻依舊無法做出知識上的大躍進，發現最為深入且關鍵的核心理論。
英國物理學家牛頓的數學能力十分高強，其當時所就讀的劍橋大學，亦已經開始教授笛卡兒所發明的「解析幾何」—破解軌道力學的重要工具，使得一六六五年至一六六七年獨處家中的牛頓，因為外婆家園中頻果自樹上落下，而意外聯想到地球的重力，讓月球能以自己的軌道，圍繞著地球運行，並透過所學的「解析幾何」及發明的「微積分」，建立起相關的理論；但由於搞錯了地球半徑，歸結不出最後正確的重力估算，而將相關的機算資料放於抽屜內。
一六八〇年，距離牛頓估算錯誤的結果二十年，幾位科學家能意識到引力的本質，但牽涉到數學的理論化建立，卻無人能勝任此任務；英國天文學家哈雷數其一，亦是牛頓的好友，在詢問牛頓有關引力的作用，會造成行星何種軌道樣貌時，被他「橢圓形」的答覆所震驚；哈雷看著牛頓自抽屜取出的計算資料，識別出地球半徑的錯誤之處，因此協助他歸結出正確的等式。哈雷支付出版費用，協助牛頓將結果匯集成「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書。哈雷利用相關的理論，於一七一五年及一七二四年，成功預測出兩次日全蝕的精確路徑，頓時讓大眾為之著迷，連同將培根所倡導的「歸納推理」的方法，發展至近乎成熟的地步。至此，教會在科學事務上的影響力已被削弱，過了一百年後，才使得政治與宗教完全分離。
三、資本市場
發明家的點子需要龐大的資本，來購買生產用的設備及原料，以提供貨物及服務的銷售，才能化為最終的經濟收入；而唯有值得信任且強健的金融系統，才能供應起龐大的資本。企業通常在金融系統中，以借方的身份取得貸方的資本，進行銷售商品的相關投資，因此資本便存在「成本」，也就是常言的「利率」。常見影響「利率」的因素，其一為資本的「供需」，當貸方的資本供應量大增時，可供借取的資本亦大增；其二為資本的「風險」，當貸方的資本提供給越可靠的借方時，貸方越容易在事後取回資本；其三為資本的「資訊」，當資本的貸方與借方，越容易進行磋商且交換資訊時，越會使得彼此的不確定性降低；三者皆會降低利率，也就是降低借款的成本，將會促使商業投資活動熱絡，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成長。
資本市場內常見的融資方式，分為「權益融資」及「債務融資」兩種。兩種都涉及貸方提供資金給借方，並於約定的時間過後，借方歸還原本商借的資金給貸方，更以融資方式的不同，附加上額外的金額。前者附加借方生意利潤的一部分金額（股利）；後者附加商借資金特定比例的金額（利率）。前者由於作為貸方企業營運夥伴的借方，很容易隱藏實際的營運狀況，讓貸方蒙在鼓裡而受騙，所以需要安排耗時又耗財的監督機制，使得晚近直至十七世紀，才真正在荷蘭開始蓬勃發展；後者則在借方取得資本後，提供抵押的人及東西充當擔保品，以期貸方能夠確定取得所有的資金，形式相對於前者而言簡易許多，最早約在西元前一七六〇年，便在古巴比倫王國所頒布的「漢摩拉比法典」內，發現針對各項商借品項所訂定的最高利率，但利率幾乎都在二十％以上，而往後的各文明國家，亦發現此融資方式的盛行。
古希臘時期發展出「保險」機制，用來週轉資金出海做生意，但利率卻高達二二．五％。古羅馬時期一世紀時，雖然利率僅有四％，卻是透過與鄰國的戰爭所獲得的戰利品，作為資金成本的平衡；然而在二世紀，由於戰事減少，使得財政不時呈現危機；後將資金來源轉向對農人的高稅率剝削，最後導致農作物嚴重欠收，西羅馬帝國於西元四七六年走向滅亡；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直至東羅馬帝國滅亡（西元一四五三年），中間這段時期劃分為中世紀，開始發展出蓬勃的商業活動。中世紀前，由於宗教對於高利貸的禁止，導致資本市場的發展不良；此時，地方統治者發展出受保護的「市集」，更靠著特殊的結算方法，注銷交易中不平衡的收支，使得交易中的信用狀況得到了保障，因而刺激了貿易的相關活動；隨著當時全歐洲恢復商業活動，教會逐漸解除支付利息的禁令，最終「國債」的做法亦生成。中世紀後，威尼斯當地的勢力崛起，反抗拜占庭皇帝及教廷，更憑藉著永久支付利息的「國債」，強制向最富有的公民借款，以支撐連續不斷的戰爭，進而成為軍事強權及航海經商巨擘，支配東地中海近五百年。隨後崛起的城市，如佛羅倫斯、米蘭、比薩及熱那亞，繼承了還不起債務便嚴格懲罰的「羅馬法」，因此扼殺了大型的商業活動，使得經商借款管道導向了家族團體，以「家族經營的商人銀行」形式崛起。
隨著東羅馬帝國滅亡，資本的流向逐漸北移，金融中心由北方不來梅及漢堡（位於現今的德國），再向西輾轉移至安特衛普（位於現今的比利時）。一五四八年至ㄧ六四八年，荷蘭與西班牙進行了「獨立戰爭」，西班牙軍隊於一五七六年攻陷安特衛普時，使得阿姆斯特丹（位於現今的荷蘭）成為新的金融中心，頓時有了充足的資金，以應付戰爭時軍隊的龐大支出。荷蘭金融的特殊之處在於「人人參與」，而非只集中在以往少數的富有人民。共有三種債券發行：「不記名短期債券」、「記名戰爭公債」及「不記名戰爭公債」，三者性質依序為自由賣出以變現、去世可轉讓且永久付息、去世不可轉讓且停止付息，後兩者利率分別由當初發行的一六．七％及八．三三％，降至一六〇九年的一二．五％及六．二五％；到了獨立戰爭結束後，資金的需求大為降低且保障性更高，政府於一六五五年，更能以四％的利率取得資金。一般有信譽的人民，亦可以跟各省、各市政府一樣以低利率借到錢，使得當時阿姆斯特丹的排水再生土地、興建運河、造船及泥炭開採需求，能大大受惠於便宜的資本，有利於此地的建設需求；商人也能以低成本取得資本，維持一定數量的庫存貨物，達到隨時供貨的狀態，促進蓬勃的商業活動。到了一六一三年，更發展出一週兩次報導匯率的「價格表」，讓金融服務的資訊公開透明。由荷蘭人人參與購買債券、獨立戰爭結束及金融資訊透明，對應有利於資本成本的三大因素：供需、風險及資訊，使得利率得以低廉，促進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保險業、經紀業、貿易業的興起；因此，十七、十八世紀更衍生許多類型的金融創新，如海事險、退休金與年金、期貨與選擇權、跨國證券上市及共同基金；透過眾多投資銀行的誕生，投資人可以購買不同銀行出售的債券，以多元化來分散投資風險，使得利率更為降低，促使投資意願更加升高。
資本早在十七世紀中後期，開始漸漸流向政經地位落後的英國，使得一七七〇年後，荷蘭喪失其一百多年來的金融優越地位；英國接下其領導地位，於十九世紀高度開發為金融強權後，又輸出資本給當時開發中的美國；美國於二十世紀成為主要資本輸出大國後，又帶動開發中國家的金融發展，世界以此形成開發先後的的順序。十七世紀的英國王朝，常透過種種扼殺商業進取的方式，如販售特定事業的壟斷權，出售國有土地，發售經常賴帳不還的債券，以及課徵進出口關稅，來取得必要的收入；遑論之後處於議會、法院與王朝彼此對立的內戰當中，一六四五年議會派砍了查理一世國王的頭，接著一六八八年爆發的光榮革命，使得政治局勢的不穩定，更是重創了資本發展的空間。然而，光榮革命結束後，受到議會派人士的邀請，時任荷蘭總督的威廉三世，帶領著當地許多金融菁英，踏上英國登上王座，來整頓當時疲憊不堪的金融態勢。最重要的金融政策，首重恢復政府的信用程度，發展出荷蘭式的長期政府公債，以取代先前國王的短期貸款，並透過人民課徵適當的「消費稅」，以支撐起公債「本金」及「利息」的支付；該政策使得利率能夠低廉且穩定，以提供民間各大商業資本的定價，有了健全的參考及衡量指標—各種風險投資得以發展出「風險溢酬」的依據，奠定了整體金融制度完善且健全的基礎。
現代股份公司最初期的形式為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及英國東印度公司（EIC），都成立於一六〇〇年附近，吸引投資人認列公司的股份，取得必要的資本以航行於海外進行貿易活動，最終出售換取的貿易商品，來獲取大量的盈利並透過分紅回饋給股東。荷蘭東印度公司借助當時金融環境的健全，以及長久回饋大量紅利給股東—長達一百多年約二二％的股息，而能取得大量的資本出航。然而，英國東印度公司航行初期，當地的資本市場遠遠遜於荷蘭，使其無法取得長期的資本，迫使將每一趟生意切割為股份，並於每一趟航行返國後，逐漸拍賣手中的貨物，將行程的獲利再分配給股東；雖然取得資本相對困難，返航後固定的拍賣會，輾轉形成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更由於每次航行後幾乎皆有豐厚的股東紅利，使得投資人漸漸建立起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信任，而讓籌措資本的成本逐漸下降，開始能以較為合理的利率，成功賣出所發售的短期債券。對於兩大股份公司而言，在世界各地進行多方的貿易，將會承擔過多的風險，而暴露在損失慘重的高機率之中；因此，最終盡可能將貿易鎖定在亞洲區域，並將最後換取的「金銀貴金屬」運回本國，以彰顯當時本國財富的雄厚程度。
一六六二年，英國政府為了保護「遠洋貿易公司」的股東，特別授予「有限責任」的地位—不用負擔公司事業的責任，只可以賠掉他的投資，且債權人不能追討其個人財物，而能吸引投資人投入資金於風險性的事業中，促成大量資本的聚集。雖然看似對債權人較為不利，但「遠洋貿易公司」一般持有政府的「公債」，使得貿易公司儘管不幸破產，依舊能透過穩定的公債，補償債權人的可能損失。直到一八五六年公佈「公司法」，才將「有限責任」的地位，擴展至「一般大多數公司」的股東。因此，英國的資本市場從十七世紀發跡，十八世紀不斷的發展，一路上從公債制度的健全，提供國家穩定成本（利率）的資本；到股份公司的成立，資本追逐相對公債利率的風險溢酬；再到股份有限責任的立法，免除過渡擔憂風險的資本，能夠更加容易匯集；最後來到十九世紀的全盛期。一七一九年至一七二一年，英國南海公司的股價泡沫事件，使得議會在一七二〇年立下「泡沫法」，來嚴格審查股份公司成立的程序，最終直到一八二五年予以解除限制。一八一五年，立下「穀物法」來徵收穀物的進出口關稅，以保護國內量產業者，免除境外低廉穀物的競爭，最終亦在一八四六年予以廢除。更在一八六九年廢除「債務人法」，取消了負債人若無財力償還借款，必須透過監禁的方式予以懲罰。以上於十九世紀放寬的種種法令，造就英國的資本市場達到全盛；雖然英國的經濟規模只比法國大二八％，但倫敦可取用資本的數量，卻遠遠高達巴黎的九倍；如此資本活絡的情況，造就許多人物得以有所本，將許多商業創新勇敢實踐出來，以此造福了平民大眾。
四、運輸通訊
運輸牽涉到「動力」及「速度」兩個面向，而通訊則涉及「訊息」。
一但提到生產，便缺少不了動力，古希臘人發明了螺桿、滑輪及槓桿等精巧的裝置，能把人類的力量放大到極致；然而，直至約一〇〇〇年左右，幾乎所有的農耕、工業及建築，都是由人力來執行；大規模且繁重的任務，則透過聚集大量勞力的方式完成。在此之後，漸漸使用獸力來取代人力，但因為昂貴又沒效率，產出依舊有限。第一次使用「諾里亞水車」作為動力來源，出現在前一五〇年的古希臘，僅能用於水流湍急處；爾後經過不斷的改良，在大約一五〇〇年，出現水流速緩慢依舊能推動運行的「齒輪上射氏水車」，主要用於磨穀物及小麥，甚至推動鑄造廠、鋸木機及壓碎鐵礦砂；一直到十九世紀，水車還一直是西方生活的必備品。風力常見於推動帆船前進，但作為動力來源有顯見的缺點，包括不太可靠及必須不時調整方向，因此由早期的「柱式風車」演進到「六角塔狀風車」，後者在荷蘭廣泛被使用；直到一七四五年，更進一步改善為自動調整葉片的「尾風車」，仍然可在現今的美國農地上，發現它依舊被使用。「水」及「風」源於大自然，取代「人」及「動物」作為動力來源，雖然能有較好的動力產出，卻牽涉到無法有效控制的問題，使得尋覓其它動力來源的努力持續進行著。
幾百年來，礦工無法把水自三十英尺的深處抽出，才輾轉發現此極限是「大氣壓力」所造成。一六五四年，德國格里克透過實驗所造出的真空，擁有強大的力量，而發現大氣的潛力。一六七三年，法國帕潘擔任荷蘭惠更斯助手的經歷，協助他發展出「真空引擎」。十七世紀晚期，英國伍斯特侯爵及塞維利更發明出「蒸汽機」，並以此取得專利；此時期啟動科學革命的人，大多為「貴族富豪」，卻也引領出許多沒受過高深教育的「工匠」，冀望於透過發明取得專利後經商發財，間接也推動往後「工業革命」的發展。一七一二年，英國紐科門因為專利的關係，與英國塞維利展開合作，改良以往發明蒸氣引擎的構想，發明出世界第一部「常壓蒸汽引擎」，將汽缸裡的水反覆加熱及冷卻，順勢帶動內部活塞上下動作，使得礦坑中深處的水能夠抽取出來；然而，由於耗費龐大的煤礦進行加熱，並且反覆的冷卻再加熱，方能輸出有限的常壓式動力，使得整體引擎的能量效率低落；雖然存在著不少的使用限制，卻已發揮了引擎的基本概念，對於未來提供了持續進步的基礎。一七六四年，英國深具機械天賦的瓦特，奉命修理大學校內一具紐科門引擎，讓他發現交替加熱及冷卻，導致引擎效率不佳的問題。於是，他最終構想出分離汽缸內反覆加熱及冷卻的機制，使得汽缸處於恆定加熱，而汽缸外處於恆定冷卻的狀態，一舉改善了使用能量的效率。往後幾年，瓦特無法有龐大的資本，生產自己所發明的引擎，使得他最後破產；然而，一七七四年，結合了巧遇實業資本家博爾頓及槍砲製造家威爾金森的資源，讓投資資本及精準汽缸引擎有了著落，而能夠生產出「工業級蒸汽機」。直至一八〇二年，瓦特的蒸汽機專利過期後的兩年，英國特里維希克發明出產生「十倍大氣壓力」的蒸汽機，並因此申請了專利，有別於瓦特發明初僅能產生「一大氣壓力」的蒸氣機，更有了十足的進展。
蒸汽動力問世之前，儘管航行海路危險許多，但以成本及速度的觀點而言，卻比行走陸路來得廉價又快速；因此，開鑿國土內的運河以利航行，一直是常採用的運輸方式，卻因為受限於地勢的平緩程度，而非如此想像中如此實用。蒸氣引擎一開始用於船運上，因為需要乘載大量的煤礦，並不時停靠岸邊補煤，使得航行的成本相當高昂；十九世紀末葉，隨著更高壓蒸氣引擎的發明，才得以讓航行所需的煤量減少，而能載運更多的貨物及航行到更遠的地方，得以間接剷平所及各地，經濟發展不均的現象。十八世紀起，英國礦坑運煤車的木軌，逐漸被鐵軌所取代；一八〇一年爆發的拿破崙戰爭，使得馬匹糧秣的價格上升，並引起煤礦售價的上揚，使得開發出實用於軌道的引擎以取代馬匹，已變得刻不容緩。經過英國「鐵道火車頭之父」史蒂文生與其兒子羅伯特的持續努力，不斷地改良蒸汽引擎，最終開發出每小時達三十英里以上的蒸汽引擎；很快地，連接英國各地工業中心及港口的鐵道計畫，亦如火如荼地展開；在陸路上，蒸汽引擎與鐵道的相互發展，使得人們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大縮短往返於國內各地的行車時間，形成人人以能夠負擔的費用，於國內各地進行長途的旅遊，促進人潮所到之處的經濟發展。
一八〇〇年，由於可靠電力無法取得、電流轉為訊號很困難、探測及解讀訊號能力薄弱三大因素，使得電子通訊依舊遙不可及。一八〇〇年，義大利伏特發現於浸鹵水裡放置兩種金屬薄板，能夠產生持續性的電力，成為往後電池的雛型。一八二〇年，丹麥厄斯特發現電流流經電線，會使得磁針偏離方向。一八二五年，俄國施靈發現將電流進行脈衝組合，能夠使得磁針偏離幅度不同。英國解剖專家庫克透過三條電線，結合三根磁針左、右、不動三個方向，發現擁有二十七種的組合；美國肖像畫家摩斯則發想出僅靠一條電線，即可運作的密碼系統；然而，兩人都遇到專業上的問題而無解，也就是電池電壓太低，訊號無法進行長距離的傳輸。到了一八三〇年代，英國教授惠斯通已能透過高壓電，將電流傳至數英里之外，庫克與惠斯通兩人的合作，終將長距離傳輸訊息的系統建立起來；約莫同一時間，摩斯則與化學教師葛爾及年輕資本家維爾合作，改良電池的設計，並把摩斯密碼進行簡化，形成今日一隻手指即能快速操作的地步。經過十九世紀以上人士先後的通力合作，使得不利於電子通訊的三大因素得以克服。庫克及摩斯兩人都個別在英國及美國境內，向政府官員及大眾展示出，透過事先架設好電報線傳送訊息，其速度遠快於搭火車傳遞訊息的信使，使得兩國境內的電報線鋪設開始急劇增長；直到一八五八年，鋪設完成第一條跨大西洋電纜，連接起美洲與歐洲兩地早已建構好的電報網，為此技術取得了登峰造極的成就。到了一八七一年，電纜亦連通了澳洲及印度，那一年全球似乎成為一體。
四大因素匯集與大英帝國
能由回顧的歷史中察覺，重要因素底蘊的生成，往往以匯集前人努力的方式，透過不斷地改良及精進，一步一步堆砌起來而集其大成，並非是一支獨秀的單一偉人從無到有的傑作。在此之中，一個能夠推動人們朝向四大因素發展的文化，進而建立起相關因素的制度，也許才是最值得注意也最重要的地方。經過四大因素的概略性探討，發現英國在其政經發展的早期階段，便早已取得一般人民財產權的保障，反倒是其他三項因素—科學理性、資本市場、運輸通訊，以日後逐漸轉移並匯集的方式，才在此地漸漸地融合並發酵；至此，使得十九世紀的英國，得以步入繁榮的強盛時期；若擱置其往後展開全球殖民的道德性，可發現其殖民的同時，亦間接將制度面的深層精神，推向被殖民的國家內部，使得人民的思想得以激盪出火花，並以其習得的核心知識，反向滲透至大英帝國內部，來展開必要且關鍵的反擊；因此，該以何種視角來看待大英帝國殖民的殘酷創舉，以及背地裡隱含的四大因素，或許是個相當值得多元探討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