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西元前800—700年，邁入軸心時代靈性發展的「虛己」階段。我們可以看見古代希臘藉由詩人作為新舊文化的橋接者，在保留傳統個人英雄主義之下，銜接群體中相互同理並憐憫的情感；古代以色列藉由先知被臨現神的力量灌注，形塑出獨尊一神及濟弱扶傾的社會理念；古代中國藉由禮官的推崇與倡導，擘畫出基於德性共處的和諧社會；古代印度藉由遁世者引領的內在修行，創造出宇宙秩序臨現於身的神聖性。
古代以色列
西元前八世紀初期，「亞述國」日益強盛，作為臣屬國的「以色列國」亦是如此，隨著社會富庶財富集中於上層階級，農民及工匠便成為橫徵暴斂的對象，如此沒有善盡「祭弱扶傾」之責，使得約西元前780年的希伯來「先知」—「猶大國」的「阿摩司」，在感到被「耶和華」神聖又暴烈的力量佔據而取代，自身的主體性被神接管了，開始奉「耶和華」之名前往「以色列國」傳達其將滅亡的預言。實際上，「以色列國」臣屬於「亞述國」，自身的命運便早已被支配，而「耶和華」不再庇護「以色列國」的預言，實質上便是結合「亞述國」對其進行攻擊實現。在此儼然看見當時宗教信仰提醒著人們，必須質疑並批判自身的作為，不然神將有感於人們的不義，將其陷入被毀壞的境地。
另一位希伯來「先知」—「以色列國」的「約書亞」，同樣感受到了「耶和華」的憤怒，而向「以色列國」傳達了另一項「耶和華」的旨意，也就是徹底敬拜「耶和華」而不再崇拜「巴力」，因為祂是萬軍之王且亦可以帶來豐收。「約書亞」要求人們自省已意識到自身的盲目，並且由內在誠心接納「耶和華」，而不是沉溺於崇拜「巴力」慶典及儀式中種種荒謬的行為。
約西元前740年，另一位希伯來「先知」—「猶大國」的「以賽亞」，同樣見到「耶和華」以人類形象顯現，並且高坐寶座而呈現萬軍之王的氣勢，不再是以往和藹之神，反而令他感到害怕，更差遣他前往「以色列國」傳達即將舉國荒蕪的預言；然而，西元前745—738年，「亞述國」君王們開疆闢土的野心，陸續佔領並統治周邊的國家，「以色列國」至此開始混亂，早已呈現出處處廢墟。西元前732年，「亞述國」進攻「以色列國」的領土，強盛的態勢急轉直下而轉變為高地上的小國，連帶「猶大國」感到驚慌失措。
「以賽亞」宣揚著「耶和華」和先王「大衛王」的永恆之約，以及耶路撒冷聖殿的傳說，堅信「耶和華」為耶路撒冷之王，位於俗世翻版的大衛王朝便不會滅亡。「以賽亞」進一步提及「亞述國」只是「耶和華」的工具，只要「耶和華」行使神力，敵人們必將躲避其威嚴而害怕退縮。「以賽亞」告訴當時「猶大國」的君王，不要臣服並依賴外邦的武力優勢，而要謙卑且順服地依靠「耶和華」，不然驕傲於外在武力的強大，必將得不到神的庇護。
西元前722年，「以色列國」君王結盟反抗「亞述國」不成，該國投降而異族遷入，以「亞述」為至高神的信仰重建此地，如今信仰「耶和華」的傳統只存在於弱小的「猶大國」。大量「以色列國」的難民湧入「猶大國」，帶著重建北方的傳統來到耶路撒冷，使得該地直至西元前八世紀末，因為大規模發展而轉變為一個大城，至此落實了先知「阿摩司」及「約書亞」的預言，而人們也渴望再次結合「以色列國」與「猶大國」的信仰傳統，重回當初「大衛王」與「所羅門王」在位的統一王國。
西元前715年，「猶大國」的君王以耶路撒冷為中心，在只許聖殿拜神的政策下，進行了信仰傳統上的統一，但西元前701年，「猶大國」的君王趁著「亞述國」動盪的情勢，加入反抗「亞述國」的聯盟，卻慘遭「亞述國」有系統地摧毀耶路撒冷以外的城市，在緊要關頭中，耶路撒冷在看似「耶和華」的神蹟解救下，「猶大國」最終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耶路撒冷，實為不幸中的大幸。
古代希臘
西元前八世紀，古代希臘走出了為期四百年的黑暗時代，古老的政治體制完全瓦解，「城邦」的創造成為最重要的開展，其中市民更學習自治的方法，使得眾多小型而獨立的城市共構成一個國家。人口急遽成長及農耕技術的改善，使得攸關生存的餘糧增加，生活因此改善許多，同時需要某種社會防衛組織，以保護他們的田地及莊稼；經濟狀況的大幅改善，得以挹注資金進行城市規劃，同時整個族群自始便加入決策。每個城邦具備城牆、聖殿、議會和海港，並且都有自己的守護神，因此各自訂定有助於凝聚市民共識的祭祀和慶典，故古代希臘世界可說熱衷於多神信仰。
此時希臘世界的人民，不偌「君主專制」體制下，被國王限制臣民的獨立性，反而保有古老的部落會議制度，使得市民擁有傳統的自由，貴族因此制定了一個自治城邦的國家，而對大眾演說便和擁有武力一樣重要。公共政策的討論在城邦中興盛，市民因此練就辯論技巧來討論政務，藉由彼此智識上的較勁，雖然催化出逞強好鬥的印歐民族性格，卻連帶磨練了以自我中心為主的抽象概念思考能力，整體市民可說具備了傳統貴族階級的精神。
著名的「奧林匹亞運動競賽」為聖所內舉行的宗教儀式，競技選手由競技場西側早先獻祭公羊的「皮洛普斯」（傑出的運動員）墓園，衝刺到競技場東側「宙斯」邱壇迎向日出，以此象徵揚棄死亡和血祭，奔向潔淨的「火」，永存隨後競賽中勝利者的榮耀；除此之外，「奧林匹亞運動競賽」亦屬於全希臘的慶典之一，藉此彰顯出整體希臘世界的文化統一性，同時可以藉由競技顯揚各城邦，而競技勝利者返鄉後可以功成名就。逝世英雄為不死諸神在地上的翻版，因此獲得希臘人認定為半神半人，同時舉行祭典祭拜，而英雄的墓園多設在守護神殿旁，作為黑暗冥府的一個對照。
西元前八世紀末，「荷馬」將許多口傳的古老史詩訴諸文字，對希臘宗教形成重要的影響。「荷馬」身處於古代希臘黑暗時期終結與新文明開展的過渡期，透過古老的史詩嫁接新（虛己）、舊（英雄主義）文化，其中「伊利亞德」和「奧德賽」堪稱希臘的聖經，它們宣揚著希臘新文化的理想和價值。
兩部史詩歌頌著戰爭、袍澤情誼及英雄榮耀，「荷馬」藉由英雄事蹟被記錄在史詩中，象徵性地暗喻著死亡被湮沒，以此成為逝世英雄唯一可能擁有的不朽；「荷馬」甚至告訴人們戰士唯有陷入殺戮的出神狀態，感受到充沛的生命力迸發而出，才能走出自我的限制，形塑出戰爭得以賦予生命意義，十足「英雄主義」導向。然而，「荷馬」接著以批判性的觀點，進一步審視傳統的英雄典範，他描繪著戰士的暴行在復仇中，以毫無人性的方式顯現而出，卻又在隨後仇家父親的溫和對待中，升起對其無比的憐憫，重新找回自己的人性和大愛。他們藉由彼此「虛己」的同情經驗，相互看見了彼此的「神性」，而此時不死且閒適的奧林帕斯諸神，卻被描繪成對這一切漠不關心，儼然與歷經磨難的人類形成強烈的對比，凸顯出人類生命的悲劇性、有限性及必死性。
希臘人熱衷於古老的宗教模式，不認定神是超越性的，而將自身從事各種活動中傑出或非凡的事蹟，歸於諸神的顯現使然，意謂著肯定諸神於自身的內在性；因此，奧林匹亞神族也就代表著一個神性的統一體，展現出各種相互依賴的神性力量所形成的體系，此也反映在萬神殿的複雜結構之上。在古代希臘世界中，一神崇拜將是很危險的事情，甚至會招致可怕的懲罰，因為每位神都代表著實在界的一個面向，少了任何一個面向，宇宙將會走了樣；同時，諸神間亦存在兩極對立卻又互補的關係，凸顯出生命的緊張關係與弔詭，藉此構成人類生命豐富多樣及複雜的結構；沒有任何神是全善的，祂們都存在黑暗且危險的一面。
古代中國
西元前771年，被視為蠻族的「犬戎」，攻破周朝的首都「鎬京」（現今西安市）後，致使周朝向東遷都「雒邑」（現今洛陽市）；遷都前稱為「西周」時期，而遷都後稱為「東周」時期。「東周」的君王雖為共主，但由於京城腹地縮小且沒有實質政治權力，隨著諸侯們的封邑不斷擴張，制約諸侯間的關係逐漸被「禮」所取代，而非以往對王室的忠誠，使得諸侯們實則彼此敵對及競爭，僅保有形式上的結盟。
在「東周」時期，開墾土地和砍伐樹林的技術進步，大量開闢林地而破壞了動物的棲息地，外加上早期基於獻祭而大量屠宰牲畜，使得狩獵及畜牧的資源大量減少，貴族的財富便逐漸開始倚賴農耕，並且採取謹慎、約束及中庸的心態，過上較為簡約的生活，也因此空出許多時間，讓他們開始研究及擬定「禮」的細節，並且最終形成規範，以此提升社會和諧及群體的福祉。
「儒者」開始編輯貴族家庭的禮儀習俗，明定諸侯們在朝會如何應對進退、辨別說話及保持沉默的時機、不同場合中如何神色合宜及舉止合度等等，每個細節都被賦予宗教的價值，確保他們在政務上行禮如儀；「儒者」可說以執行「禮」為要務，藉由取代王室權威的衰落，促進整個中原地區的和平。「禮」經常掩蓋諸侯們表面尊敬及謙虛下的私利，僅僅是提高地位的工具。「禮官」掌管禮典中的禮儀實行，尤其是前述祭祖的「儐禮」，而最優秀的「禮官」出自於維護神聖傳統的「魯國」，他們偕同「史官」逐漸發展出六經之一的「禮經」。
如「尚書」所述，「魯國」的一些「禮官」推崇「堯舜」為博愛仁慈的聖人，將人民的福祉擺在自身之前，透過倫理與道德的力量造福人民，必要時更不戀棧權位，來讓有能力者上位，完整體現了「禮」中，所必須有的中庸、謙虛、克己和恭敬涵養，堪稱實踐「禮」的原型典範。然而，群雄割據中仍有大量不知「禮」為何物的原住民，拋棄了這些傳統，並且對當時的文明產生衝擊。
古代印度
西元前八世紀，遷徙至印度河流域的「雅利安人」，隨著農民生活安定而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因此以家庭為單位的「家主」，保有傳統設立「聖火壇」進行的「火祭」，使得死亡後能存在於諸神的國度；另一方面，「婆羅門」種姓因為獨握「吠陀」，「梵」的力量便在祭祀時，傾注於其身上開顯出來，外加上遵守各種戒律，因此成就「梵行」而被稱為「可見的神」，更以此引領旗下弟子修行；然而，年長的「婆羅門」更期望獨自修習「梵行」，並且以此長住「梵界」而永久「出離」，故誕生了「遁世者」。
「遁世者」（厭世者、梵行者）遠離俗世，無論此為全新的靈性發展抑或根基於古老的信仰也罷，卻使得他們成為往後靈性革命的主要人物。相對於以往暴力猶存的觀念，致使先驅們強調開疆闢土，如今「厭世者」轉為流浪於社會邊緣，追求內心的徹底醒悟，也就是說以往著重格鬥戰技的訓練，如今轉化為平和精神的修行；正如古老的印歐語族中的「浮浪者」，「梵行者」謹守「梵行」，以堅守不殘害生物的理想修習「苦行」—置身荒野、乞食過活、背誦經文、朝夕事聖火且靜坐調息，藉此體悟「梨俱吠陀」中無法言傳的「聖知」。
「家主」只在祭祀時出離社會，但「遁世者」則主張永久出離社會。儘管初期「遁世者」遵循的修行方式各異，但他們必須是個「寂默行者」，如同四部「吠陀本集」及「梵書」後編著的「森林書」所詳載，致力於借助形同「聖火」的出離、苦行，將形同「祭物」的最深層自我燃燒，使得於此內在「祭祀」中，臨現諸神存於其中的「梵」，開顯在每個生命活力的呼吸裡，最終讓最深層自我與「梵」合而為一，成為相較以往更高的祭祀形式，可以說他們透過自食其力的方式，親身實證悟出無法透過言語描述的諸法實相，展現出絕對自由及真實自我；此有別於以往「婆羅門」種姓，透過「梵論」競賽讓對手啞口無言，以此體悟到「梵」的不可言喻，進而臨現於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