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初探古典世界中希臘的「雅典黃金時期」，也就是約莫西元前480年至404年間的「伯里克里斯時代」，不管在文學、史學、哲學、戲劇及藝術輝煌且奔放的樣貌，足以擔綱起引領的重責大任。西元前492年至479年間，希臘城邦與波斯帝國兩次的「波希戰爭」，象徵著東方與西方世界「獨裁專制」與「自由民主」的對戰，引發如馬拉松戰役、溫泉關戰役、薩拉米斯海戰及普拉提亞戰役等重要的戰事，最終由雅典、斯巴達、科林斯及墨伽拉聯軍擊退波斯帝國，進而開啟了希臘的盛世。然而，儘管各領域璀璨的發展，卻沒有連帶引領政治制度進行相關的革新，使得權力及錢財蠱惑了人心，逐漸扭曲了看待世界的宗教觀，進而形成帝國形態的發展，最終走向西元前431年至404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與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相互交戰，隨著雅典一方的戰敗，進而步入衰退的態勢。此書之所以值得一看，在於作者對於古典世界進行想像力的重建，並非透過歷史資料進行大格局的營造，而是攤開黃金時期中各領域傑出人才的著作，帶領讀者以貼近那時當地人生活的方式，進行所見現象的彙整，並從中引導出看待世界的觀點，更重要的便是建構出思考的框架；簡而言之，此便是從當代的日常生活進行「宗教觀」的探究，進而了解「心靈」與「精神」同時運用的軌跡，也就是運用「心靈」致力於「可見的事物」的同時，更能從「精神」層面中，體悟出誠如「不可見事物」的意義詮釋。

約莫西元前750年至725年間，「荷馬史詩」營造出合理、有秩序且開明的宇宙，當中所刻畫的奧林帕斯山天神及其英雄般形象中，均秉持著勇氣、理性與良知，面對眼前的種種現象或挑戰，以此將雅典從過往理性未開且處處受恐懼奴役的世界中解放出來，放棄了透過原始儀式進行崇拜以降低恐懼的獸性，進而轉換了看待世界的嶄新觀點。希臘人奠基於此持續前進，在原本對天上藝術之神阿波羅，作混亂中理出秩序與和諧的象徵性崇拜中，改革了對地上酒神戴歐尼修斯，所象徵忘卻並解放自我而混亂無序的崇拜，得以在西元前五世紀的戲劇中進行完美的結合。從悲劇三大作家艾斯奇勒斯、索福克里斯及尤瑞皮底斯的戲劇作品中，可以清楚地展演出人類與各式可見危難間的關係，透過戲劇中人物的應對，觀賞者得以想像同為人類的自己，究竟該如何對危難進行意義上的詮釋，進而產生看待上的嶄新觀點；又由於與群眾一同觀賞並進行情感上的釋放與宣洩，將能夠清楚地明白自身並不孤寂，而是隸屬於人類整體的一部分，以此獲得精神上的緊密認同，並支撐自己良好地生存於世界之中。在這樣全民參與悲劇觀賞的活動中，實則將悲劇中隱含的時代宗教觀，也就是「心靈」與「精神」緊密的結合，下放至公民的日常生活中，並形成情感緊密認同的要素，此便是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描繪的願景，一個全體公民為相同的事物而哭泣並歡騰的國家。自我屬於整體人類一部分的類似宗教觀，也展現於希臘著名的古老建築之上，建築簡潔純粹的樣式展現，沒有過多華麗浮誇的裝飾，符合希臘對於真與美的追求，猶如戲劇人物沒有過於鮮明的個性，卻十分注重建築與周遭景緻的襯托性關係，將建築配置於合適的背景中，整體和諧地呈現出來，才是最為重要且關注的面向，恰如悲劇中探究人類與危難間的關係一般。喜愛事實因而喜愛清晰與簡潔，而不過份地訴諸於情感，不僅在上述的戲劇、雕刻及建築層面展現，也同樣以此形式呈現於文學與藝術之中；因此，透過不著邊際的幻想、絢麗的字句、鮮明的意象及華麗的裝飾，而附加於欲呈現的主體之上，並不符合希臘實事求是的風格，希臘人反而只揭露幕的一角呈現於觀眾眼前，以此激發觀眾的心靈去思考相對應的意義。透過柏拉圖的「對話錄」中，對於蘇格拉底生活對話的紀錄，除了可以瞥見當時盛世的人們，處於一個溫文儒雅的社會中，充分運用自身的閒暇，熱情地致力於學問與真理的探求之外，亦能感受到蘇格拉底不替前來交談的人思考，反而透過「反語式的懸疑不決」的方式，促使雅典人充分地善用自身的心靈，於生活中進行詳盡思考的美好境界。

在盛世的背景之下，希羅多德可以作為當時免除個人偏見且臣服於真理觀念的代表；他盡可能地透過旅行，以冷靜客觀且懷疑的方式，思考著造訪地各民族的生活，而不會因為新鮮感而將其理想化，或是過度推崇希臘的優越性；此其實標示著當時已從「波希戰爭」後深具宗教熱誠的時代，步入懷疑風氣盛行的「伯里克里斯時代」。作為著名馬拉松、溫泉關及薩拉米斯等戰役的報導者，透過大量遊歷見聞的記載，盡可能地描繪出貼近當時的時代背景，而在最後詳述的戰事中，將人居於觀察報導的首位，剖析人類傲慢與征服的野心，和人類在極端不利的情況下，奮勇保衛自身珍視東西的力量，因而在歷史中留下了光輝的紀錄。修昔底德則完整地身處於雅典由盛轉衰的時期，同樣剔除個人的懷恨與偏見，在每一場記載的戰事背後，冷靜地記錄下屬於人性的永恆一面，以此推論出囿於人性所左右，曾經發生的事情即是將會發生的事情。導致於戰爭的人性，主要在於權力與財富會激起想要更多權力與財富的慾望，因而形成無止盡地膨脹，最終造成兩大強權被迫對戰，進而讓自身帶來毀滅；從人性的觀點來思考，不管誰來行使權力都是罪惡的，都是人類的腐化者。修昔底德接著回顧了雅典的崛起直至衰敗的歷程，雅典由地主貴族統治發展，而後因為商業發達轉由財主貴族統治，到了西元前五世紀，民權觀念逐漸抬頭，使得舊有的秩序式微，更形成隨後民主政治的基礎；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及思想與言論自由，促使當時的雅典世界，佈滿了人文精神的璀璨光榮；然而，雅典打敗強盛的波斯帝國後，成為新希臘自由城邦的最高領袖，逐漸無法抗拒更多權力的誘惑，走向了雅典帝國的不幸方向。雅典傳統中「個人傲慢會引起天神震怒」的文學信念，在一片財富與權力的浪潮中沖刷精光，開始在天下無敵且滿懷帝國野心下，以驕傲於權力與財富取而代之，連帶「尊重別人權利」的道德基石也隨之坍塌，更由自由民主走向獨裁專制；斯巴達就在雅典持續擴張的野心下，以為國去做並犧牲的意志起兵反抗，最終引發了「伯羅奔尼撒戰爭」，也導致雅典戰敗而走向衰微。

作者心目中理想的文明形式，不是如古老埃及，由「祭司」身為掌管智識的階級，甚至連國王也必須向其低頭的權威，並為了壟斷自身的力量與地位，透過刻意營造恐懼的方式，阻斷人民運用心靈探索外在世界的真理，進而使得人民無法擺脫現世的淒慘折磨、無法獲得現世的幸福，而將關注的中心放在「死者」，並且將希望寄託於「冥世」；亦不是如古老的印度，朝著埃及指出的方向持續前進，否認了無法逃避的外在事物具有任何意義，將一切外在事物視為虛幻，而僅認定真理來自於內在世界，以此獲得承受苦難的力量，此意謂著精神的力量遠大於心靈的力量，透過觀察外在世界以進行推理，因此變得毫無立足之地；更不是如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以道德和倫理為代價，換取思想、愛生命及人世之美的自由，而認定精神層面的微不足道；更不是如隨後的宗教改革，雖然維護道德與思想自由的權利，卻否定美與享樂的權利；更不是如十九世紀末葉，為科學奮戰後勝利，輕視甚至拋棄宗教、藝術及精神的地位；更不是如現今對於個體過度的認識，而太過關注自己，並將個人的權利無限上綱，在衝突時完全忽視了公共的利益；而是猶如希臘盛世時，那種將個體置於人類整體之中，並且同時運用「心靈」與「精神」探究出真理，進而促使各領域對應發展出「真、善、美」的盛況，更透過全民於生活中深入的參與，進而順應著這樣的生活風氣，追求「心靈」與「精神」平衡的發展，而不會過度偏向任一方。在這樣的觀點之中，個人與作者的看法一致，任何精神上的至高境界，若無法緊密地建構在與外在人、事、物互動時的關係與行為之上，將不是一個適當或真切的發展，反而會落入一種否認甚至是逃避的慣性型態，無助於個人擁有一個健全完善的生活，也對應地無法感受到真正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