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耗費二十年完成此書，閱讀的過程充分感受到法律學者抽絲剝繭的功力，描述著美國約莫自美蘇冷戰勝出後，再次帶動歷史上的另一波全球化，得以促成自由貿易的蓬勃發展，並且充分結合資本主義，引領出嶄新的菁英體制，以「人力資本」驅動經濟發展，而有別於過往的貴族階級，以「土地資本」實行壟斷地位。個人認為美國菁英體制的形成，緊扣著科技與資本主義的發展，伴隨著後兩者引領世界的變化，將各個富裕國家推上此潮流，使得彼此既競爭又合作；因此，菁英體制建構在經濟不均的基礎上，並且充分以「勤奮」合理化不均的偏誤觀念，也就順勢潛移默化於富裕人民的思想，猶如一種普遍存在的集體潛意識。正因為此緣故，此本談論美國菁英體制形成的書籍，實則十分適合台灣人民拜讀。
有別於以往社會的頂端地位，由標榜深具「美德」與「閒逸」的貴族階級所主導，基於「土地資本」作為地位識別標準，講究以「血統」為繼承的概念；如今已轉變為具備「能力」、「努力」與「成果」的菁英階級所主導，基於「人力資本」作為地位識別標準，講究以「競爭」為繼承的概念。科技深度發展順勢帶動菁英體制興起，使得對於仰賴超高技能人士的需求快速增加，進而大量捨棄了中低技能人士的需求，使得前者社經地位崇高，而後者相對低落許多，造成「菁英階級」與「中產階級」兩大群體勢力的分裂與對峙。進一步深入頗析菁英體制的核心運作方式，將能發現其中「教育」與「產業」彼此正向強化的態勢—將受過高等教育所培育出的超高技能，充分應用於職場的創新中，使得職場普遍受此所吸引，推升大量的人力需求，進而讓薪資飆升；接著使用資金介入子女參與教育的機會，將教育機構導向基金會運作形式，使得入學就讀的學生普遍來自富裕家庭，並且在校的人均教育資金，遠高於其它非高等學府，形同將豐厚的教育資源灌注在自身的子女，以此培訓出職場所需的超高技能。由此正向的反饋循環中，可以相當清楚地了解到經濟發展的重心，幾乎已向菁英體制過度傾斜，進而排擠掉中產階級的就業機會，造成菁英體制人士過度勞累緊蹦，陷入「勤奮努力」與「超高薪資」的無窮循環之中，而中產階級人士則過度閒置，陷入苦無發展機會的憤恨之中。
從金融業、製造業及零售業等領域，由超高技能結合科技的急遽演變中，可以相當清楚地發現菁英體制所造就的變化，已然形成兩極化的悲歌。在金融業中，由金融工具的創新、資訊科技的發展、法律與監管制度的改革，可以看見金融商品證券化的嶄新設計，高度倚賴超高技能菁英的狀態。在零售業中，耳熟能詳的大型連鎖店取代以往眾多的小型商店，並且高度專精於科技與銷售的結合，以利進行大數據分析、擬定與執行價格優化、品牌化心理應用等等，同樣也倚賴超高技能的菁英。在製造業中，科技促進機器人的研發並引進生產行列，同樣也需要超高技能的菁英。「科技」作為「嶄新方式發展事物」的代名詞，可見順著菁英體制被應用於各領域中，唯有受過高等教育的菁英人士，方能以其超高技能加以掌握利用，如火純青地設計出複雜且高效率的種種工具，進而改善各領域的運作方式；然而，如此卻間接使得中低階層的勞動力，僅能應用於低層次的工作中，甚至不再被需要；可想而知，薪資級距亦依憑超高技能形成分界，徹底地劃分開來並拉大差距，呈現出兩極化的現象。
在各領域的企業管理中，經歷了四個階段的變化，由自僱式的勞工靠著合約，進行特定數量生產的傳統工坊模式，轉變為著重財務的資本管理家主導產品與服務；此兩階段有鑒於科技尚未純熟發展，以致於管理協調的核心設備尚未被發明出來，因此容易藉由合約說明與定價，提供簡單的產品與服務。緊接著製造技術日益複雜，並且生產規模日益擴大，科技引領管理上的創新，使得管理協調眾多員工成為可能，順勢引起中產階級大爆發，造就了以員工為基礎的管理架構；自生產人員到執行長都是管理架構下的一份子，每一項工作性質皆十分相近。科技更進一步的發展，使得評量、監控、通訊與數據分析的管理方式快速發展，一小批具備高超技能的高階菁英經理人，自此擁有前所未有的監督與指揮權力，即使坐在總部的辦公室內，便能同步掌握每一個部門的作業狀況，甚至於其中個別員工的狀況，以致於去除了中級技能工作的管理職能，以此壟斷了企業內部的協調作業，以及因此而來的管理報酬。
在金融與經濟領域方面，中產階級苦無就業發展機會，導致收入微薄且社經地位低落，由數據中顯見中產階級的借貸金額增長，同步隨著薪資滑落產生對應的變化，而菁英階級參與複雜的金融商品證券化設計，則提供各種借貸給予中產階級；由此增長的債務填補失去的收入，形成中產階級的主力消費，佔據了將近百分之七十的國民生產毛額，此意謂著債務已成為經濟體就業與成長的主力；中產階級使用債務進行消費的金額流向企業，而企業則將絕大部分的獲利轉為高額薪資，聘請超高技能的菁英人士，搭配科技而持續設計出各式工具，提供企業高效率採用來持續獲利；菁英人士獲得高額薪資，則將儲蓄剩餘的資金轉入投資領域，持續提供大量的借貸金額，以此形成一種弔詭的資金循環。
在政治領域方面，在經濟發展中取得大量優勢的菁英階級，善於利用自身財富，透過捐獻政治獻金及雇用遊說團的方式，以求進一步主窄政府官員制定政策的意志，影響相關政策的擬定，使得法律盡量向自身傾斜，進而充分保護自身財富。擁有超高技能的菁英階級人士遍及各領域，包括銀行家、律師、會計師，以及其它專業人士，以此在各領域因應尋求服務的菁英人士，尋找出優惠的個人方案，以利於自身的發展。由此可見經濟發展的不平等，間接造成政治上的失衡，進而打破了一貫自豪的民主制度，形成一股不容小覷的破壞力。
在社會領域方面，面對中產階級幾近喪失社經地位的指控，菁英階級一貫以「勤奮」自居，自認以此獲得應當的崇高社經地位，同時鄙視中產階級的懶散，形成一種獨特的認同政治，而中產階級似乎找不到攻訐的充分理由，也只能轉為趨向對抗的「本主主義」；菁英階級宣揚勤奮之下的功績與其制度的優越性，使得中產階級更是轉向抨擊既有的制度並擁抱「民粹主義」，逕自反對專家技術與制度，以及任何自身不懂的事物。相對於菁英階級在道德上的自圓其說，顯見中產階級在生存價值及自尊上的受創，因而轉向與其敵對的勢力，儼然形成一種階級戰爭。社會問題連帶訴諸於政治訴求，促使極端政治人物興起，演變成敵對政治勢力的對抗，造成國家發展的進一步動盪。
面對教育與產業彼此緊扣的正向強化，導致經濟不均發展而偏向菁英階級，同時負面效應順勢蔓延至政治與社會領域，使得整體國家的發展有失均衡，作者提出了三個層次的探討，試圖從最根源之處解決此類問題。首先，認知到菁英階級與中產階級各自的不幸；再者，調校奠基於經濟不均的生產收益觀念；最終，提出扭轉教育與產業正向強化的辦法，以解決菁英體制所造成的經濟不均。
（一）菁英階級自小便接受豐富的教學資源，犧牲該有的玩樂時間，逐步推向與人競爭的行列；成人後，進入職場更急於以勤奮的姿態，充分展現自身的超高技能，因此忽略了最重要的家庭人際關係，以及人生意義的詮釋。種種的態勢顯示出菁英階級正陷入馬克思所言的「勞動異化」狀態，也就是勞工與生產活動、生產目標及生產過程分離開來，形成勞動並非自發性的活動，因而無法對勞動產生認同或領略意義，同時失去對自己勞動的控制，甚至失去對自我及生活的控制；此意謂著菁英階級奠基於自身人力，自小透過嚴格的培訓，隨後將習得的超高技能導入職場，卻無法充分了解這麼做的原因，卻為了保有自身階級的優勢，不斷地更加勤奮行事，逐步失去對於自己生活的控制。從整體經濟發展來俯瞰，可以得知菁英階級將中產階級原有的工作統包下來，並結合科技進行更為創新的升級，更有鑑於絕大部分的中產階級，被阻擋於高等教育的門外，因而不具備超高技能擔綱重任，失去了原有的就業機會；因此，使得菁英階級承擔起整體經濟發展的重任，巨大的壓力伴隨著萬分的焦慮可想而知，更何況只是為了保有自身的優勢，卻不知道這麼做的切確意義。深入社會極端發展的勢力進行思考，其實不管菁英階級與中產階級，都生活在各自的痛苦之中，因此解決菁英體制所造成的不均現象，將是利基良善的作為。
（二）一般看待勞工生產收益的觀念，來自於所有勞工皆參與勞動的同時，單位勞工參與及不參與之間產出的差異；然而，卻忘了檢視勞動環境的公平性，是否首先讓勞動狀況較為正常。奠基於教育與產業正向強化，絕大部分的勞動機會嚴重偏向菁英階級，將使得在這樣的傳統觀點下，中產階級的生產收益可有可無。另一種較為公平與準確的觀點，在於當勞工不參與勞動時，允許產業重新調整生產模式，以填補勞工無法生產的部分；倘若菁英階級不參與勞動，而產業得以迅速調整生產模式，將多數的工作機會釋放給中產階級，進而彌補菁英階級不參與時所造成的損失，那麼菁英階級的生產收益便不會如此巨大，而中產階級的生產收益便不會如此微渺。由此得知，解決經濟不均後，才能營造出較為公平的勞動環境，同時方能以較為持平的觀點，透過檢視各方的生產效益，來界定出貢獻程度的高低。
（三）教育與職場的正向強化，是造成菁英體制續存的根本原因，也才有勤奮自居的合理化說詞，持續對經濟造成壟斷不均的現象；因此，解構教育與職場的緊密連結便相當重要，也才能揭穿菁英體制的神話，讓經濟發展回復往常的均勢。在教育方面，必須解決教學資源嚴重集中於菁英階級，此意謂著教育必須具備開放性及融合性。倘若學校不開放給所得分配較低的學生入學，便撤銷其豁免稅賦的特殊地位，以進一步避免其佯裝對「公共利益」做出貢獻，而持續以「慈善機構」名義被課稅；同時避免學校因為收取同為菁英階級校友的捐款，所成立基金會而產生的額外所得，不必多繳稅賦；更能免除菁英教育成為菁英階級可以利用的避稅天堂。在職場方面，主要在於重新調整生產中心，由超高技能的菁英階級轉向中產階級。最直接的方式便是政府尋求政策的影響力，確保各產業領域聘雇中級技能勞工，並推動適合中級技能勞工的產品及服務，以鞏固實質的就業、收入與消費，在中產階級間產生良善的經濟循環。政府可以透過薪資稅賦的改革，自菁英階級收取較高的稅收，或是取消對超高技能生產的補貼，將此多出的資金，用來補助雇主創造中產技能的工作，並且補貼其聘僱中級技能勞工的薪資，因而創造出中產階級的工作機會，將連帶使得科技轉向對中產階級有利的發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