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緣起與明、清時期回首」
以被動的視角，觀看著座落於此的小巧海島，懸浮於亞洲大陸的東南沿海，大或小的二元觀點，著實侷限了想像的空間，亦愧對了「海島」二字的精髓；以海島為主體出發，視線乘著藍天及大海隱約成形的軸線，主動向外延伸於無邊際的想像；一邊是人類文明興起後，文化發展脈絡的連結；另一邊則是人類文明興起前，語言及神話儀式演進的連結；純然非選擇層次的思索，卻是本我層次的回歸，以達繼往開來的百般探究。海島即是台灣，身處於西部北方的平原，行駛在晴空下的高速公路，細數著非新竹縣、苗栗縣、台中市、…、屏東縣等等，而是反清復明口號下，當時明國殘留的鄭式政權，初期所設立的承天府，下轄之天興縣及萬年縣。清國「水師提督」施琅率軍力克台灣，徹底顛覆了反清復明的殘存勢力，隨後上呈「恭陳台灣棄留疏」，遂使康熙皇帝本著節制東南沿海盜猖獗的本意，將台灣納入大清帝國的版圖。延續著鄭式政權行政區域的劃分，大清帝國將台灣的最高行政層級—台灣府，置於福建省之下管轄，由北至南劃分出諸羅縣、台灣縣及鳳山縣，台灣府設立於台灣縣並管轄此三縣；三縣行政治理的範圍，同樣僅涵蓋著台灣西半部，明顯以高山與東半部為界。康熙二十三年（西元1684年），清國治理台灣的初期行政輪廓，於焉成形且確立。
圖一、明國鄭成功統治時期，台灣行政區域劃分。[1]
圖二、清國康熙統治初期（西元1684年），台灣行政區域劃分。[2]
「清國行政地圖」
『軍事系統發展』
清國為「滿洲人」入關（指山海關，現今河北省最東部與遼寧省接壤處，扼守華北及東北地區的陸路要道）後所創建，入關前滿洲人主要以「畜牧」及「遊獵」為生活方式，「騎馬射箭」遂成為重要的生存技能，因此存在著射獵小隊，以「牛錄」為基本單位，明萬曆二十九年（西元1601年），「努爾哈赤」定三百人為一牛錄；隨著人數漸增，努爾哈赤進一步立下制度以進行編制，於明萬曆四十三年（西元1615年），正式成立「八旗」組織，依照位次而領有八面不同旗色，為鑲黃、正黃、正白、正紅、鑲白、鑲紅、正藍、鑲藍；隨後數十年的征戰，直至入關前夕，又吸收蒙古人及漢人入內，而新增「蒙古八旗」及「漢軍八旗」，形成了一個以「滿洲人」為核心，而「蒙古人」及「漢人」為外圍主體的多族群組織；「八旗」於是成為一個集生產、軍事及行政管理的社會型組織，無軍事行動時，隱入為民而專職於生產事務；有軍事行動時，起而為兵而專職於征戰事務；內部並劃分階層，以便進行管理。
「八旗」的治理層級劃分，由低而高為佐領—參領—旗（五佐領為一參領、五參領為一旗），分別設有各層級的統領者，依序為「佐領」、「參領」及「都統」，而「都統」之上設有「旗主」；「旗主」由努爾哈赤及其子侄擔任，以「旗」發佈政令，實行統治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佐理」層級之下的人民，存在著一種稱為「包衣」的身份認同；他們全歸於「皇室」管理，並透過皇室冊封給「官員」及「宗室貴族」，以作為「家僕」，專職於封主家中的耕種、家務，以及戰時隨同征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旗幟下，統歸於同一旗主管理，同時存在滿洲人、蒙古人及漢人。憑藉著「八旗」，滿洲人因而能入關，並進一步創建清國；入關後，對於平定統治時期的動亂，亦功不可沒；因此，「八旗」被統治者視為「立國的根基」，對其統治上的制度採行，自當有別於沿用明國舊制，而對漢人進行統治的群體；回朔歷史的脈絡，以事後諸葛的觀點，可透露此為一項「弊大於利」的政策。
清國當時的文、武官職，其「官品」（官職品秩）由正一品、從一品開始，直至正九品、從九品，排列越為前者等級越高；然而，「官階」（官職階級）則按照下列所敘述，自皇帝起往下依序展開，越上層的「官階」權力則越大。
一、入關創立清國後，順應皇帝「中央集權」的統治方式，隨即展開削弱各旗主的一連串政策。順治在位期間（西元1638—1661年），初期親自擔任「鑲黃」、「正黃」及「正白」三旗的旗主，故稱此三旗為「上三旗」；其餘五旗的旗主由「親王」及「郡王」擔任，則稱之為「下五旗」；後期則實行一連串的政策，包括：削弱各旗主對其屬旗的軍權，實行薪俸制度以任命旗主，削弱旗主議政的權力。康熙在位期間（西元1654—1722年），實行旗主下的「都統」跨旗擔任的政策；雍正在位期間（西元1722—1735年），實行一連串的政策，包括：廢除旗下官員與旗主的從屬關係，廢除旗主任命旗下官員的權力，「佐理」轉為皇帝管轄，各封主下「包衣」的管轄權，依舊歸於皇帝所有。
「上三旗」旗人為皇帝所統領，因此服侍皇帝的主要人員亦來自於此，「上三旗」的「包衣」遂成為優先人選，進駐直屬於皇宮的官署—「內務府」，於是簡稱為「內務府三旗」；因此，「內務府三旗」形同脫離了「八旗」原有的組織架構，而直接隸屬於皇宮。除了處理皇室大小事務外，亦有平日操練及戰時從軍的義務，故設有「護軍營」、「驍騎營」及「前鋒營」三營；「護軍營」主要負責皇宮門戶守衛，「驍騎營」主要負責皇帝貼身守衛，「前鋒營」主要負責皇帝巡察的前哨警衛；三營兵力直接受另一直屬皇帝的官署—「侍衛處」，其所屬的最高官員—「領侍衛內大臣」所統領，官品為「正一品」，侍衛處的官員則來自於「上三旗」，通常皇帝由其中的「都統」（滿洲人）直接欽選，以上形成皇宮的「第一層守衛」。皇宮外至皇城之間，亦配置著「第二層守衛」；在皇城九座城門內，配置著由「八旗」旗人，編製而成的「步軍營」守衛；在皇城九座城門外，配置著由「綠營」兵力（以下提及，由漢人組成），編制而成的「巡捕營」守衛；統領皇城九座城門內外兵力的最高官員為「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五營統領」，簡稱為「九門提督」，官品為「正二品」，後期改為「從一品」。在皇城之外近郊處，擔負警衛及守備任務的駐紮軍隊，守護皇城外圍治安外，隨時聽候皇令以野戰機動，實為「第三層守衛」；皆為「八旗」旗人所組成，「豐台大營」下轄主要有「護軍營」、「驍騎營」、「前鋒營」及特種部隊「火器營」四營，駐防在皇城外南方；另有「通州大營」駐防於皇城外東方；然而，乾隆十四年（西元1748年），由於兵力吃空餉嚴重，而另行成立「西山健鋭營」，駐防於皇城外西方。除了針對皇宮及皇城由內至外，配置著「禁旅八旗」的「八旗」兵力之外；為了達到控制全國的目的，亦大量地以重點配置的方式，在各地的要塞地區，配置著「駐防八旗」的「八旗」兵力，同時兼顧監視「綠營」（以下提及，由漢人組成）兵力動向的目的；各地駐防地依照層級，設有「都統」（從一品）或「駐防將軍」（從一品）、「副都統」（正二品）、「城守尉」（正三品）、「防守尉」（正四品）。
「八旗」制度經過一系列的改革，幾乎已全然失去當初努爾哈赤，欲達成「權力分散」的本意；然而，「八旗」制度依舊存在，僅是權力集中於皇帝，並且深入更為底層的治理階級，於清國上下構成自成一格的官僚體系；相對於入關後，沿用明國的制度，治理廣大的漢人群體，實為一種特殊的現象。「旗人」為對「八旗」內人民的稱呼，初期由於人數不多，隸屬於皇帝正規兵力之列，「戰時為兵，非戰時為民」的原則依舊適用；但中、後期時，由於人數增加，僅有少數人口比例能從軍，導致廣大「八旗」人民的貧困現象；況且，由於「八旗」專有的治理體系，使得生活水平高於普通漢人，安逸的生活導致能從軍者疏於操練，作戰技能隨之衰退，於是可用兵力實為相當有限。
二、「綠營」使用「招募」的方式，將「漢人」納入編制，主要為了加強地方上的統治，彌補「旗人」的兵力不足，而被朝廷納入正規兵力之列；因為使用綠色的旗幟，作為統領及號召軍隊的標誌，故稱為「綠營」。然而，隨著「八旗」制度的施行，所賦予的優渥生活條件，「禁旅八旗」及「駐防八旗」由於疏於操練，逐漸導致作戰技能的退化，使得「綠營」逐漸取代其地位，成為清國主要倚重的兵力。軍事單位由大至小，分為「鎮」、「協」、「營」、「汛」、「塘」，官階由高而低，分為「提督」、「總兵」、「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依照官階所統領的軍事單位，「提督」統領一省的綠營；「總兵」統領一鎮的綠營；「副將」統領一協的綠營；「參將」、「游擊」、「都司」、「守備」統領一營的綠營；「千總」、「把總」統領一汛或一塘的綠營。一營包含數個汛或塘，一協包含數個營，一鎮包含數個協，一省包含數個鎮。在回顧「朱一貴事件」（西元1721年）及「林爽文事件」（西元1786年）時，常常可見「綠營」各官階的人物，穿插於其中；然而，在乾隆六十一年（西元1796年），鎮壓「白蓮教起義」時，已經因為「綠營」的腐化，而不得不調用「團練」（地方性的操練民兵）及「勇營」的兵力。
三、「鄉勇」為隸屬於地方的武裝輔助部隊，其使用「臨時招募」的方式，隨正規軍戰守並各自成營，故稱為「勇營」。「勇營」興起於「八旗」及「綠營」在清國末期，相繼退化的背景之下，以致於無法繼續保民禦敵；道光三十三年（西元1853年），曾國藩、李鴻章為因應鎮壓「太平天國」，分別整合其所在地的「團練」（地方性的操練民兵），進一步成為「湘軍」、「淮軍」，直至光緒二十一年（西元1895年），被日軍圍剿而逐漸解散。因此，在回顧「牡丹社事件」（西元1874年）及「獅頭社事件」（西元1875年）時，明顯可見「勇營」的兵力，躍居於軍事的主要力量。
『行政系統發展—權力巔峰』
清國自雍正皇帝即位之後（西元1722年），行政治理架構逐漸穩定。皇帝為權力的頂峰，依照最為接近皇帝的程度，陳列出以下各個機構：
一、、議政王大臣會議，簡稱「議政處」，成立於清開國前期（西元1627年），主要讓努爾哈赤組織「女真人」成為的「八旗」，能在其子侄各掌一旗的情形下，促進重要決策特別是軍事要務的共同討論，而成立的一個非制度性機構。清國首位皇帝崇德駕崩後，在「多爾袞」及「濟爾哈朗」攝政之下，來到年僅五歲的順治即位；多爾袞將軍事及民政要務，透過議政處掌管而擴大其規模，成為其擴張權力的工具；順治逐漸成人後，開始掌控議政處向其上奏，直至康熙在位末年，議政處除了持續提供皇帝決策的建議外，也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亂」後，將「八旗」都統排除於議政處之外，使得議政處不再致力於軍事要務，而僅剩民政要務。在繼承皇位的眾太子爭奪中，雍正接續康熙即位，在當時敵對勢力的貴族，卻名列於議政處成員之中，使得雍正開始著手消減其權力；逐漸繞過議政處，將其權力移交給自己更信賴的大臣，以致於最終成立「軍機處」；於是，在逐漸式微的情形下，最終於乾隆五十八年（西元1792年）廢除。
二、辦理軍機事務處，簡稱「軍機處」，一個擴大皇權的非制度性機構，成立於雍正八年（西元1730年）；其成員皆是帶有官職的官員兼任，針對皇帝政策構想提出建言，並直接執行皇帝最後決定的政策。此機構的設立，大大削弱了「議政處」及「內閣」的權力。
三、侍衛的初期形式，在努爾哈赤於關外時便已具備，身邊常跟隨侍衛，自「八旗」抽調武力最精銳的旗人擔任，以保護其人身安全。入關後，隨著清國創立，侍衛形式邁向制度化的「侍衛處」機構，對於官員級別、人數及職權，都有明文詳細的規定。順治（西元1643—1661年）在位時，開始規定天子作為「上三旗」的旗主，親自統領其勢力；於是，「侍衛處」的侍衛便來自於「上三旗」，除了皇宮內的值班外，收發奏摺、打獵、祭祀、閱兵、登基、朝會大典等等，皆需要侍衛的參與；侍衛處內，官階最高為「領侍衛內大臣」，屬於「正一品」武職官員。在以下回顧的「林爽文事件」（西元1786年），乾隆第三次的派遣官員中，官拜「領侍衛內大臣」的海蘭察，臨前受封為「參贊大臣」（類似戰時顧問），即來自於此處。
四、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於咸豐十二年（西元1861年）晚清時期創立；咸豐七年至十一年（西元1856—1860年），爆發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西方國家與清國簽訂的《天津條約》中，要求各國的「公使」得以進駐北京，為因應從而未有的列強外交情勢，因而成立隸屬於中央且統一的「總理衙門」外交機構。「總理衙門」亦是一個非制度性的機構，沒有正式的官品與編制；處理事務官員方面，初期由「恭親王」（皇兄弟）作為總負責人員，以下設置多名已有官職的大臣；處理事務機構方面，又細分為英國股、法國股、俄國股、美國股，並且陸續設置海關總稅務司署（負責海關稅收）及同文館（負責翻譯）等等；其中「海關總稅務司署」，官階最高為「海關總稅務司」，屬於「正三品」官員，掌管往後探討的「鵝鑾鼻燈塔」，有關於挪用興建經費、尋找興建用地及監管興建進度等等。「總理衙門」僅作為執行外交政策的機構，實際的外交決策權力，還是歸於「軍機處」，因此亦可將其視為「軍機處」的下屬機構；然而，因為當時「恭親王」兼為軍機大臣，使得「總理衙門」運作得以順遂；直至光緒十年（西元1884年），「恭親王」不再掌理「總理衙門」，其作為外交執行機構的重要性，因此陡降許多。
行政治理的中央層級方面，採用「內閣制」來運行，於是「內閣」即為制度上最高的行政機關，嚴格秉承皇帝的旨意，轉達至「六部」並要求執行相關的政策；於是「內閣」及「六部」在制度上，成為中央行政機關的「中樞部」；針對皇帝的決策，前者負責「參謀」，後者負責「執行」。
『行政系統發展—中樞部』
一、內閣：直至乾隆十三年（西元1748年），「內閣」官員「三閣三殿」的頭銜大致底定，依照實際權力及地位高低順序，為「保和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及「體仁閣」，各殿、閣內官職最高為「大學士」，官品為「正一品」；「協辦大學士」為其助手及副官，官品為「從一品」。在以下回顧的「林爽文事件」（西元1786年），乾隆第三次的派遣官員中，官拜「協辦大學士」的福康安，臨前受封為「平台大將軍」，即來自於此處。因為「議政處」的存在，「內閣」針對政策進行建言的權力，亦即作為「參謀」的權力已被削弱，僅能充當參與會議的成員；當雍正帝繞過「議政處」，另行設立「軍機處」時，除了再次消弱「議政處」的「參謀權」外，更進一步削弱「內閣」作為「秘書」的權力；於是，皇帝透過「軍機處」商討機要政策後，「內閣」成為制度上及名義上，最後擬出皇帝決策後詔書的機構；當臣下向皇帝上行題本時，「內閣」同樣在制度上及名義上，代擬旨意寫成紙條，貼在題本封面後移交至「軍機處」，再間接轉交予皇帝批閱。然而，「內閣」大學士的權力，並非全然被架空，大多數的官員依舊深受皇帝的信任，同時兼任軍機處大臣的職務。
二、六部：各部最高官員皆成為「尚書」，而「侍郎」次之，官品分別為「從一品」及「從二品」。（一）吏部：主要掌管文官的任免、升降、勛封、調動等事務。（二）戶部：主要掌管疆土、田地、戶籍、稅負、俸餉等事務。（三）禮部：主要掌管文教、禮儀、祭祀、外賓等事務。（四）兵部：由於兵權歸於「八旗」各旗主，亦即皇室成員的管控，主要掌管僅剩武官的選授、處分、兵籍、軍械、紀律等要務。值得一提的是，「兵部尚書」及「兵部右侍郎」，常作為「總督」及「巡撫」加銜使用，和實際在兵部的職掌，並無任何的關係，僅意謂能加銜後，能夠節制地方上的兵權。（五）刑部：主要掌管刑事司法要務。（六）工部：主要掌管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要務。
有別於「內閣」及「六部」，作為中央行政機關的中樞，獨立官署的各「院」、「寺」、「府」、「司」、「監」，隸屬於中央機關，又另行分為兩部—「佐理部」及「帝室部」，前者輔佐中央行政上的治理，後者則專事於宮廷內的事務。
『行政系統發展—佐理部』
一、都察院：監察及彈劾京城上下文、武百官的官署，類似於現今「監察院」。最高官員為「左都御史」，官品為「從一品」；「左副都御使」為重覆性官職，以期能與「左都御使」相互制約，官品為「正三品」。都察院並不針對「右都御史」及「右副都御史」常設官員，其分別為地方行政首長「總督」及「巡撫」附加頭銜使用，使得兩者在地方職權上，亦能監察及彈劾地方文、武官員；同樣地，在兩者之間，亦求能相互制約。在以下回顧的「朱一貴事件」後（西元1721年），康熙首度派遣的監察官員「巡視臺灣監察御史」，簡稱「巡台御史」，官品為「從五品」，來巡視台灣的地方官員行政，是否存在著任何缺失，即來自於此處。
二、大理寺：主要掌管刑獄的最後審理及覆核，最高官員為「大理寺卿」，官品為「正三品」。「大理寺」、六部中的「刑部」及「都察院」，合稱為「三法司」；「都察院」負責糾正，「刑部」負責審理，「大理寺」負責覆核。由皇帝下達旨意進行「三司會審」時，三者各司其職並相互牽制，再將會審的最後結果，上奏皇帝並由其批准執行。
三、理藩院：處理外藩（蒙古、西藏、新疆、青海及各個少數民族）事務的官署，最高官員為「尚書」，官品為「從一品」；其次是「侍郎」，官品為「從二品」。
四、翰林院：不參與機密要務，主要進行修書編史，意謂背後隱藏著皇帝，對於知識份子的思想控管，最高官員為「掌院學士」，官品為「從二品」；其次為「侍讀學士」，官品為「從四品」；以下為「侍講學士」、「侍讀」、「修撰」、「編修」、「典簿」等等；透過科舉殿試後，「狀元」資格可授予「修撰」官職，「榜眼」、「探花」資格可授予「編修」官職；同時「翰林院」亦是許多重要大臣的出身處，間接意涵著「翰林院」是知識份子擠身仕途的絕佳途徑，亦可視其為朝廷的「儲才之所」。
五、國子監：為官學體系內的最高學府，是培養官僚後備人才的處所；同時，協助科舉的考核、教育舉國最優秀的人才、規範士人的品行與操守，亦為一個教育管理機關。最高官員為「祭酒」，其次為「司業」，官品分別為「從三品」及「從四品」。
六、通政司：作為皇帝與各行政部門間的收發及出納機關，控管各部門上奏時的題本，並在進行校閱後，送至內閣。最高官員為「通政使」，其次為「通政副使」，官品分別為「正三品」及「正四品」。
七、欽天監：主要掌管觀察天文、推算曆法、推算節氣、授時等要務，最高官員為「監正」，其次為「監副」，官品分別為「正五品」及「正六品」。
『行政系統發展—帝室部』
一、太醫院：主要掌管宮廷內診療，教習以培養宮廷醫療人員等要務，最高官員為「院使」，官品為「正五品」；以下依照官階由高至低為「院判」、「御醫」、「吏目」等等。
二、太常寺：主要掌管宗廟祭祀及禮儀等要務，最高官員為「太常寺卿」，其次為「太常寺少卿」，官品分別為「正三品」及「正四品」。
三、光祿寺：主要掌管宮廷外宴會和祭祀等要務，最高官員為「光祿寺卿」，其次為「光祿寺少卿」，官品分別為「從三品」及「正五品」。
四、太僕寺：主要掌管宮廷的車輛與馬匹等要務，最高官員為「太僕寺卿」，其次為「太僕寺少卿」，官品分別為「從三品」及「正四品」。
五、鴻臚寺：主要掌管宮廷禮儀、朝會、宴會等要務，最高官員為「鴻臚寺卿」，其次為「鴻臚寺少卿」，官品分別為「正四品」及「從五品」。
六、內務府：主要掌管宮廷大小事務，為官職人數最多、機構組織最龐大的官署；官員來自於「上三旗」中的「包衣」，最高官員為「內務府總管」，官品為「正二品」。
七、詹事府：主要掌管輔佐皇太子的相關事務，最高官員為「詹事府詹事」，官品為「正三品」。歷經康熙傳位時，眾皇太子的爭奪之後，雍正即位後（西元1722—1735年），對於冊立皇太子的人選，便不再公開；於是，詹事府的職權也相繼消失，開始與「翰林院」一起行使部份的職能。
八、宗人府：主要掌管皇室九族的名冊，撰寫皇帝的族譜，並記錄皇室子女的日常事蹟，最高官員為「宗令」，由親王或郡王擔任。
承接中央行政機關「中樞部」（「內閣」及「六部」）的行政層級，即為地方行政機關；按照劃分的地方疆域大小，地方行政層級由高至低為「省」、「道」、「府」、「縣」，其中「道」為清國中期時，逐漸浮現的行政層級。以下陳列的地方官員，在以下探討的各大事件中，均常出現並穿梭於其中：
『行政系統發展—省』
一、「總督」正式官銜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某某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官品為「正二品」；透過加銜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某某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則官品為「從一品」；統領一省或多省的民政、軍事及監察，為地方行政機關的最高官員。「巡撫」正式官銜為「都察院右副御史，巡撫某某處地方」，官品為「從二品」，僅統領一省民政；演變至加銜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御史，巡撫某某處地方」，官品為「正二品」，統領一省民政及監察；至清國中葉後，透過加銜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御史，巡撫某某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官品為「正二品」，亦為統領一省的民政、軍事及監察，同為地方行政機關的最高官員。「總督」及「巡撫」職務內容僅管相似，但卻不相互從屬，實為兩者相互制約；兩者透過官銜，除了民政治理的職權外，亦可節制一省最高軍事官員「提督」（從一品），並且糾舉地方不適任的官員。
二、「布政使」官品為「從二品」，「按察使」官品為「正三品」，皆由皇帝直接指派，但卻從屬於「總督」及「巡撫」，同為省級的最高官員，分別統領一省下的「民政」及「監察」。
『行政系統發展—道』
由於一省的疆土遼闊，清國初期的「布政使」與各級的「府」、「縣」往來公文時，常透過所謂的「道員」予以辦理；因此，專職於不同性質的公文，常冠以「某某道」稱之；久而久之，間接使得「布政使」管轄著類似於行政層級的「道」；值得注意的是，台灣逐漸邁向清國治理中期之時，由於仍然隸屬於「福建省」，最高的行政層級為「府」；由於發生大大小小的「事件」，間接使得提升行政層級日漸迫切，以求能快速反應動亂；正也因此，穿梭於「省」及「府」之間，非制度性的「道」，逐漸轉變為制度上的行政層級，亦顯現出台灣最高行政官員—「台灣道」的重要性，其職權亦相對應地擴張：
一、西元1684—1727年，台灣最高的行政主官為「福建分巡台灣廈門道」，官從「正四品」，官署設於福建廈門，僅統領民政。
二、西元1727—1767年，台灣最高的行政主官為「福建分巡台灣道」，官從「正四品」，官署設於台灣台南，僅統領民政，顯見於「朱一貴事件」後的改制。
三、西元1767—1791年，台灣最高的行政主官為「福建分巡台灣兵備道」，官從「正四品」；相較於先前加銜「兵備道」，除了原先統領民政外，亦新增統領軍事的權力，得以節制台灣最高軍事單位—「台灣鎮」，亦即「台灣鎮總兵」歸其節制。
四、西元1791—1885年，未設「省」之行政層級前，台灣最高的行政主官為「按察使福建分巡台灣兵備道」，官品為「正三品」；相較於先前加銜「按察使」，除了原先統領民政及軍事外，亦新增了監察的權力；另外，獲得不經「總督」或「巡撫」轉奏，而直接上奏朝廷的權力，足見其權力擴張，顯見於「林爽文事件」後的改制。
五、西元1885—1895年，台灣行政層級升格為「省」之後，「正三品」的「台灣道」歸「從二品」的「台灣巡撫」節制，並且實際的行政權，亦為官品為「從二品」的「台灣布政使」所承襲，但同時上受「台灣道」及「台灣巡撫」所節制。
『行政系統發展—府』（直隸廳、直隸州直隸於「省」，接近於「府」的行政層級。）
最高行政官員為「知府」，官品為「從四品」；其從屬官員為「同知」及「通判」，官品分別為「正五品」及「正六品」。兩者官職皆配置於「府」的行政層級，若派遣於府中分理「知府」的政務，則實際管轄地為「廳」，例如：澎湖廳（通判）、基隆廳（通判）、卑南廳（同知）、埔里社廳（同知）等等；若派遣以滿足其它地方性的特殊需求，則官職及官銜會因地制宜而設立，例如：「台灣府海防兼南路理番同知」，簡稱為「台防理番同知」，官品為「正五品」，專門處理「船政治安業務」及「南台灣原住民政權交涉之外交事務」，於以下回顧「羅發號事件」（西元1867年）時，曾出現其身影。
『行政系統發展—縣』（散廳、散州直隸於「府」，接近於「縣」的行政層級。）
最高行政官員為「知縣」，官品為「正七品」。
「三大民變之一：朱一貴事件」
「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道盡了清國治理台灣上的窘境。康熙四十九年（西元1710年），原居於福建省漳州府的朱一貴，在二十歲時渡海來台，眼見當地滿清政府的官員貪瀆嚴重，以致於民怨四起，因此默默地在心中奠定自我為「反清份子」；移居至台灣縣與鳳山縣間的羅漢門鴨母寮（現今高雄市內門區），以養鴨為其志業，每每與當地的草莽英雄把酒暢談，聊起對於腐敗的痛恨，更進一步轉化為「反清復明」的自我基調。康熙六十年（西元1721年），鳳山縣知縣出缺，台灣府知府王珍，直接派令其子就任，為了兩人的利益，開始利用職權之便，對轄下的百姓課徵重稅，民怨因此而沸騰；當年天災頻傳，民間籌辦謝神唱戲，期盼能撫慰人心，王珍則以「無故結拜」為由，逮補四十多人；又見百姓入山砍竹，被王珍以「違紀」為由，逮補了兩百多人；這些被逮補的人，得以繳付贖金帶回，否則毒打四十大板，並驅逐過海攆回原籍，百姓的憤怒隨之來到了革命的臨界；隨後王珍進一步捕殺天地會成員，於是重要幹部會同朱一貴，最終決定革命起義，眾人共推朱一貴為盟主，稱之為「中興大元帥」。
起義數日後，攻陷鳳山縣岡山塘，憑藉著對政府不滿的百姓，聚眾達兩萬人之多；此時，祖籍廣東省潮州府的杜君英，亦因清國高壓統治，聚眾起義於鳳山縣下淡水檳榔林（現今屏東縣內埔鄉），陸續攻陷鳳山縣城後，最終與朱一貴所率大軍會師，以勢如破竹般的氣勢，領有四萬大軍攻打台灣府城；過程中許多重要的率軍將領被殺，在位的高官多攜眷，倉惶地從安平港遁逃至澎湖地區，最終台南府城被攻陷；隨後，在另一路革命起義軍的攻打下，諸羅縣城亦跟著淪陷；朱一貴揭竿起義十三日後，全台幾乎落入革命起義勢力手中。攻下台灣府之時，朱一貴特立國號「大明」及年號「永和」，捨棄滿清的一切而恢復大明時期的制度，並被眾人遵奉為「中興王」，朱一貴則冊封多位民兵將領，往後陸續數萬人投奔其列，使得起義革命軍的規模，達到史前新高的三十餘萬人，足以可見當時的百姓，對於滿清貪官污吏的怨恨程度。
圖三、朱一貴事件爆發時期（西元1721年），軍事行動地圖。[3]
特立國號及年號後，杜君英本人在受封地位上，未被充份重視，並且為其子求王不成，乃因佔絕大多數的民兵，其原籍為福建省漳州府及泉州府，欲擁立同為閩籍（福建省）的朱一貴為王，於是內部粵籍（廣東省）將領深感不滿；爾後，在杜君英所屬民兵，又因屢屢敗壞軍紀，最終以整肅為由，慘遭閩籍將領圍剿，導致杜君英率眾敗逃至貓兒干（現今雲林縣崙背鄉）；閩粵對立引發下淡水溪旁，六堆地區粵籍潮州客家人的危機感，成立營隊以聯合保衛家園，並以此清除下淡水溪東岸，閩籍漳州及泉州墾民的勢力，引發朱一貴率眾南下征伐，最後擊退朱一貴部隊。滿清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派遣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施琅之子）及南澳鎮總兵藍廷珍二人，率兵一萬二及民船六百，自鹿耳門登陸展開反攻；朱一貴此方不敵施、藍二人的猛攻，各地節節敗退；而清國將領更進一步使用「以漢制漢」的策略，利用杜君英及六堆地區反抗朱一貴的勢力，使得革命起義軍最終抵擋不住夾攻，朱一貴戰敗逃竄至溝尾庄（現今嘉義縣太保市），最終被清國將領逮捕。康熙六十一年（西元1722年）朱一貴及多位同志在京城，慘遭凌遲處死，朱一貴享年三十二歲；然而，杜君英父子儘管協助清國平反，最終也在京城落得處死的下場。
回首過往，仍能在現今找尋到追念事件相關人物的古蹟：
一、台南市中西區的小南門城隍廟，祀奉朱一貴為「小城隍」，相傳乃玉皇大帝感佩其精神，封其為「台南州城隍緩靖侯」所致；起義革命發祥地—高雄市內門區（羅漢門鴨母寮），成立全台唯一的「鴨母王祠」，以彰顯其英勇的民族氣慨。
二、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為感念六堆地區的客家人，協助清國在朱一貴事件中平反，特地在中堆地區（現今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興建「忠義亭」，以祭祀戰死的當地人。
三、杜君英與朱一貴一戰敗逃後，有一批舊部屬逃回現今屏東縣內埔鄉一帶，並稱其居住地為「杜君英庄」，在其遭處死後，成立「共合堂杜國公衣冠塚」及「大和莊義勇公祠」，以供後人追念及祭祀。
「朱一貴事件後續影響：行政區域及官職增設、民番界出現及內擴變化、鳳山縣治理南界北縮」
朱一貴事件後，清國有鑑於防範動亂再次發生，頒布多項政策以加強治理，其中最重要在於以下三項：
一、台灣府仍然在福建省的管轄之下，雍正元年（西元1723年），有鑑於諸羅縣地長遼闊，原先「諸羅縣」劃分出「彰化縣」（現今虎尾溪至大甲溪之間），縣治設於「半線」（現今彰化市）；「淡水廳」（現今大甲溪至基隆間），廳治輾轉在雍正十年（西元1733年）設於「竹塹」（現今新竹市）；雍正五年（西元1727年），為了快速反應台灣本島未來可能的動亂，得以在澎湖地區配置並駐紮兵力，另外增設「澎湖廳」，廳治則設於「媽宮」（現今馬公市）。台灣從此由一府三縣的行政治理架構，轉變為一府四縣二廳。雍正五年（西元1727年），台灣府自「臺灣廈門道」的管轄下移出，獨自受新成立的「臺灣道」所管轄，道署衙門也從現今的廈門地區移至台南地區，對應了行政層級的更動，產生了專屬此地的臺灣道官職；康熙六十年（西元1722年），新增設了「巡臺御史」（巡視臺灣監察御史）官職，監察御史為當時清國「監察機關」的官職，通常為滿人及漢人各ㄧ擔任，雖然官職等級不如臺灣道成員高，卻可對所隸屬的官吏進行彈劾，也可在皇帝賦權下進行審判，更可對各地行政上存在的缺失上奏；兩者可謂針對朱一貴事件的可能成因，從行政層級上的提升，以期能夠更快上達天聽；從行政官吏上的監督，以期能夠更快矯正缺失；在在顯示清國治理台灣的意圖上，欲朝向更加完善的方向前進；然而，以往後的結果來看，仍舊因為權責濫用而成效不彰。
圖四、朱一貴事件爆發後，台灣行政區域劃分。[4]
二、由於清國治理台灣初期，僅以曖昧不明的自然山形，與台灣東部為界，並未詳加規範治理的實際邊界，而朱一貴發起革命的地點—羅漢門鴨母寮，卻正好地處於平原內陸與山區的交界地帶；於是康熙末年（西元1722年），全台特別豎立點狀分佈的「54座碑石」，作為漢民與番人（生番與熟番）的粗略界限，亦即採取「民番隔離政策」，間接承認番人對於土地的自治權，以防止漢民與番人產生無謂的紛爭，而再次引發出大型的動亂。數幅繪製於乾隆年間的優美「山水畫地圖」，呈現出清國看待台灣的獨特視角—左至右為北南走向，北起雞籠山、南至沙碼磯石（現今貓鼻頭），下方朝西意指西海岸輪廓，上方朝東只見中央山脈群峰綿延，僅點綴出少許已知的部落社名，可見當時對於生番的掌握度低；其中一幅「台灣民番界址圖」，推定完成於乾隆二十五年（西元1760年），兩條南北走向且綿延不斷的紅、藍線，分別代表著民番生活場域的舊、新定界。基於康熙年間的碑石，乾隆年間官方更採用「挖掘溝渠並堆置土堆」的方式，以「土牛（指土堆）溝（指溝渠）」來進一步定義界線；又於地圖標示上，常另以紅線延伸土牛溝的設置區，所以稱紅線為「土牛紅線」；而淡水廳及彰化縣因為新界定案，故在圖中以「藍線」標示界線。界定邊界的事務完成後，「漢民」開墾區限制於界內，「熟番」安頓於界外的平埔區域，「生番」則活動於界外的高山區域，族群空間遂形成「三層制」—以「熟番」阻隔「漢民」及「生番」；由於清國兵員有限，便利用「熟番」把守界線的「隘口」，以維持族群生活場域的穩定性。然而，移墾人數增加，為了爭奪土地，導致界外發展出私人武裝集團，因此械鬥及殺人案件頻傳；因此，乾隆四十九年（西元1783年），漢番界線又於圖中擬定新界，相較於舊界線（紅、藍線），此次的「綠線」將更多的田園地區劃分入內，但因為始終無法定案，實行上直至「林爽文事件」前卻付諸流水。
三、以全台的視角觀看朱一貴事件所造成的後續影響後，可以進一步單獨深入鳳山縣的縣志，察覺出一些顯而易見的端倪。分別完成於康熙五十九年（西元1720年）及乾隆二十九年（西元1764年）的「鳳山縣志」及「重修鳳山縣志」，一前一後完成於爆發朱一貴事件之時（西元1721年）；從當中各別的輿圖兩相對照，可以得知枋寮庄（現今屏東縣枋寮鄉）以南，也就是古稱「瑯嶠」的地區（現今恆春半島），原先納入清國的治理版圖，全被烙上「禁地荒埔」的字樣；在官方的態度上，禁止移墾進入而造成無謂的事端，亦等同於在朱一貴事件後，清國承認此處治理上的困難度；因此，行政上捨棄廣大的「瑯嶠地區」，約略止於現今的枋寮鄉。完成於乾隆二十五年（西元1760年）的「台灣民番界址圖」，檢視圖中的土牛紅線止於下苦溪（現今屏東縣枋寮鄉率芒溪），亦可再次佐證發生「朱一貴事件」後，「瑯嶠地區」全被視為生番的區域，而不在清國行政上的管轄範圍內。
圖五、朱一貴事件爆發後，瑯嶠地區視為禁地荒埔。[5]
「三大民變之二：林爽文事件」
乾隆三十八年（西元1773年），於清國內陸的生活困苦，林爽文隨著家人渡海來台，定居於當時的彰化縣大里杙（現今台中市大里區），以趕車及耕田為業，隔年加入天地會，成為北路領袖。「天地會」追本溯源，由鄭成功及陳永華創立的「洪門天地會」延續下來，隸屬於「恢復已滅亡政權」的起義性質；而後來的「天地會」，隸屬於「社會中下階層抵抗貪婪官員」的互助性質，但演變至後來，卻也走上「革命起義」的路線。「貪婪之吏，以宦為賈，舞弄文墨，剝民膏脂，三年報罷，滿載而歸。」一段話出自連橫「台灣通史」的語句，道盡了當時的台灣知府虧空國庫，台灣鎮總兵貪污所獲不匪，當時困苦不滿現況的人民，自然加入以地下組織方式營運的天地會，以群聚的方式宣洩心中的不滿；當時台灣本島西部由北至南，淡水廳、彰化縣、諸羅縣、鳳山縣，僅差府城所在的台灣縣，已達萬人之多加入天地會。
乾隆五十一年（西元1786年），在清國當時對結黨結社禁止之下，台灣道及台灣知府得知天地會的活動，便命令兵力前往緝捕；逮捕兩位天地會成員後，押解而夜宿於斗六門，當夜天地會劫走黨員，駐守官員被殺害；清國內陸得知後，下令解散天地會，於是「諸羅縣」在被搜尋天地會黨員的理由下，成為公然殺害無辜，並暗中奪取財物的地方，儼然成為人間煉獄，而多數黨員則向北逃竄至「彰化縣」大里杙。清國官員以捕捉天地會黨員的名義，來到了彰化縣大墩，持續著燒殺、捕捉、洗劫人民的作為，讓僅隔於七里之外，群聚於大里杙的林爽文及黨員們，無不憤怒到極點，於是此年率眾起而抗暴，攻入大墩且殺盡了此地的文武官員；隨即亦攻陷「彰化縣城」，文武官員數十餘人，亦慘遭殺害；淡水廳的廳治區—竹塹，也在響應革命起義之下淪陷。林爽文登高一呼，全台響應，在彰化縣城內被擁護為「盟主」，改年號為「順天」，創建台灣「農民」革命政權的國家；以此為南路浩浩蕩蕩下行，斗六門被破後，再攻佔「諸羅縣城」，所到之處貪瀆的文武官員全就地正法；同時北路革命起義軍方面，在林爽文命王作為「征北大將軍」後，王作率眾攻佔「淡水廳城」，並進一步北上攻佔「滬尾」（現今淡水），使得欺壓人民的官員自伐；但現今「桃竹苗地區」在當時，主要分佈著粵籍的客家人族群，他們以「鄉勇」的形式組成「義民軍」，為了保衛家園，合力抵抗革命起義軍，於是此地久攻不下；隔年，乾隆五十二年（西元1787年），天地會南路領袖莊大田加入行列，成為革命起義軍南路另一分支，起而攻佔「鳳山縣城」，並公開在鳳山縣民前，列舉知縣貪贓枉法的罪狀，而後就地正法；於此時，清國治理台灣本島的西部行政區域，除了淡水廳的「桃竹苗地區」、台灣縣的「台南府城」及彰化縣的「鹿港」之外，由北至南淡水廳、彰化縣、諸羅縣、鳳山縣絕大多處地區，在革命起義軍攻打之下皆淪陷。彰化縣「大里杙」主要分佈著「漳州人」，而彰化縣「鹿港」主要分佈著「泉州人」，在當時清國官員善用「族群分化」的策略下，雙方彼此不合而展開械鬥，因此「鹿港」方為革命起義軍久攻不下之地；由林爽文及莊大田所率領的兩支南路起義軍，以分路並進的夾攻方式，企圖攻佔「台灣府城」，當地僅存的官員，一方面招募當地「鄉勇」，修築城柵之外；另一方面，緊急派人渡海，通知清國台灣此時的情勢告急。
圖六、林爽文事件爆發時期（西元1787–1788年），軍事行動地圖。[6]
清國察覺革命起義軍的聲勢浩大且銳不可擋，先後緊急調派三次之多的軍隊以平定，第三次在內陸最精銳軍隊的加持下，才終於得以完全平定。
一、「福建總督」常青聽聞事變，急調水陸兩支大軍—「水師提督」黃仕簡率兵兩千，自台南「鹿耳門」登陸；「陸路提督」任承恩率兵兩千，自中部「鹿港」登陸，共計四千名福建兵力馳援台灣；福建省的海壇鎮「總兵」郝壯猷及「副將」徐鼎士亦派兵來台。黃仕簡令台灣鎮「總兵」柴大紀，攻佔諸羅縣城，最終被圍困於城內；郝壯猷攻佔鳳山縣城後，遭革命起義軍反撲，最後逃命至台南府城；任承恩到達鹿港，雖然距離大里杙不遠，雀戰而不敢前進；當時鹿港多為泉州人，皆不服從於起義的漳州人，但兩提督卻不懂得利用這股力量進行反制，而只採取巡視觀望的姿態，讓此次的派兵結果實屬戰敗，兩提督也遭乾隆皇帝革職。
二、乾隆皇帝任命常青為「將軍」前往督師，而李侍堯為「閩浙總督」，調派廣東兵四千、浙江兵三千、駐防兵千人，共八千人前來救援，以「江南提督」藍元枚領軍，其與「福州將軍」恆瑞為「參贊」；然而，李侍堯至台後不久，便死於鹿港，改由常青來台親自率兵。清軍分派軍隊以鎮守台南府各城門，外加被分化後的「義民軍」萬人，出城協助清軍，雙方激戰了許久，最後「義民軍」退入城內，常青見城外的革命起義軍聲勢浩大，以致於不敢外出應戰，圍困城中之下，不得不向清國請調更精銳的援軍。
三、乾隆皇帝將常青及恆瑞革職，重新任命「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福康安，以及「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分別取而代之；並下令柴大紀領軍出城抗敵，但柴大紀依舊不敢進。福康安被賜予「平台大將軍」的封號，海蘭察為「參贊」，統領侍衛「巴圖魯」（指有戰功的武職官員）百餘名、湘軍兩千名、黔軍兩千名、粵西軍三千名、川軍兩千名，共九千名大兵，自鹿港登陸。林爽文先後與福康安及海蘭察激戰，因戰敗而走入集集，遁入中部的高山之中；然而，海蘭察所率侍衛巴圖魯，特別由四川高地請調而來，早已習慣高山地形，可說是最精銳的特種部隊；另外，義民軍千餘名加入行列，致使林爽文不斷敗逃，進入小半天（現今南投縣鹿谷鄉孟宗竹林古戰場）後，又竄逃至埔里社，但福康安透過歸化生番而持續追趕，林爽文持續北逃，最後在老衢崎（現今苗栗縣竹南鎮崎頂）被擒。乾隆五十三年（西元1788年），福康安轉而向南，追捕南路的莊大田；莊大田自知大勢已去，自鳳山縣城撤退，向南逃入「瑯嶠地區」，駐紮於柴城（現今屏東縣車城鄉）；福康安及海蘭察率兵分水、陸兩路並進，雙方激戰而兩千餘人戰死，莊大田敗逃至「瑯嶠」（現今屏東縣恆春鎮）被捕。
最終，林爽文被押送至京城「凌遲處死」，而莊大田被捕時已身受重傷，送回台南府城已奄奄一息，儘管如此，仍然在台「凌遲處死」，死後首級被送往京城，連同林爽文及革命起義被捕成員們的首級，懸掛於桿上示眾。「台灣鎮總兵」柴大紀、「水師提督」黃仕簡及「陸路提督」任承恩亦慘遭處死。林爽文事件事平定後，民間乃至於乾隆皇帝，有多項舉動以追念事蹟：
一、「桃竹苗地區」由於當初組成的「義民軍」，頑強地抵抗革命起義軍入侵，雖然戰勝卻戰死多人，當地的鄉紳遂撿拾屍骨，在枋寮庄（現今新竹縣新埔鎮下寮里）闢資興建義塚；乾隆皇帝為表揚其義舉，特別頒授「褒忠」匾額；因此，當地鄉紳進一步決議，興建廟宇於義塚旁以供祭祀，當時廟宇稱為「褒忠亭」，但後世人多稱之為「義民廟」，其建成於乾隆五十五年（西元1790年）；隨著後人賦予祭典及儀式後，「分香廟宇」逐漸擴展開來，成為台灣獨特的義民爺信仰；因此，新竹縣新埔鎮的「褒忠亭」與屏東縣竹田鄉的「忠義亭」，成為台灣客家族群，一北一南兩大「義民信仰」的根據地。
二、相傳福康安為了追捕莊大田，率領軍隊來到車城時，與莊大田僵持月餘而攻不破，且多數兵力染上疾病而死亡；因此，福康安赴福安宮焚香祭拜，以求神明庇祐；數日後，染病兵員竟得以痊癒，起而捉捕尚逃的起義份子，助此次軍事行動順利告終；因為感佩福安宮神明降佑，以此特地上奏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因此賜宮內福德正神，王冠一頂及王袍一襲，並豎立石碑文酬謝神恩；此石碑文全名為「嘉勇公福康安頌德碑」，當地人多稱為「福安碑」，現今位於宮內「三川殿」前的右牆之上。
三、乾隆皇帝將平定「林爽文事件」，列為其在位期間的「十全武功」之一，並號稱自己為「十全老人」，足見當時的革命起義驚動的層級之高，而「十全武功」指的是「威震四海的十件軍事行動」。乾隆皇帝認為台灣民情剽悍，為了透過此事件能讓人民留個謹惕，下令在當時台灣建立「福康安祠」及「海蘭察生祠」（約在現今台南市南門郵局附近），並在祠前建造四座碑亭，以置放十座贔屭（ㄅ一、ㄒ一、）碑，而親自撰寫五篇石碑文的內容，前四篇各以滿、漢文刻於一碑，剩下一篇以滿、漢文併陳刻於兩碑，共十片石碑文刻印著事件的始末；經過多次的遷移，其中九座贔屭碑現今置放於台南市「赤崁樓」旁，其中一座則置放於嘉義市「中山公園」內；當時石碑文與贔屭分開自清國內陸運送來台，但其中一座贔屭不甚落海，於是原來的九座贔屭及九片石碑文真跡（四片滿文、四片漢文、一片滿、漢文併陳）送往台南放置，而事後在台重新打造的一座贔屭，連同一片石碑文真跡（滿、漢文併陳），則運往嘉義放置；百餘年後，由於台江沙石淤積，掉落的贔屭被漁民撈獲，而意外發現將原本置放石碑的背部，放上瓶裝清水且供民眾索求後，有治療「眼疾」的療效，因此被尊稱為「白蓮聖母」，現今被供奉在台南市保安路上的「保安宮」內。
「林爽文事件後續影響：族群對立加劇、熟番身份確立、城牆強化」
林爽文事件後，主要且深刻的影響有三個層面：
一、漢民主要來自於褔建省（簡稱閩）及廣東省（簡稱粵），而多來自於福建省中的漳州府、泉州府、永春州、龍巖州（閩南語族群）及汀州府（客家語族群），以及廣東省中的潮州府、惠州府（閩南及客家語族群）及嘉應州（客家語族群）。清國治理台灣初期，由於地廣人稀，由以上各地前來移墾的人士，習慣性地依照其出身的籍貫，彼此照顧而相聚在一起，於是生活中形成同籍貫的群體；清國官員的貪腐為導火線，掀起了台灣首次的民變—朱一貴事件，而在起義革命的過程中，也同時讓「漳州人」與「泉州人」及「閩人」與「粵人」之間，埋下了往後彼此對立的火種；雖然首次的民變落幕，卻不幸地接連爆發零星的「漳泉械鬥」及「閩粵械鬥」；直至林爽文事件發生時，這兩股互相對立的勢力，也影響著過程中至關重要的攻防，更在當時清國巧妙地運用其對立的關係之下，最終取得平定民變的成果；然而，卻也導致此兩股勢力的仇恨更深，於是在此事件後，各地爆發「漳泉械鬥」及「閩粵械鬥」的次數更勝以往，並且更加頻繁地發生於全台各地，這也意謂著生活於台灣的共同主體意識，超乎異常的薄弱。
圖七（一）、來台漢人移民的主要來源地。[7-1]
圖七（二）、林爽文事件爆發後，全台灣械鬥發生頻繁。[7-2]
二、康熙在位治理台灣時期，對於當時原住民族群的觀點，並非採用「自然科學」的嚴謹方法加以分類，而是承襲荷蘭殖民統治時期，以是否「繳納稅賦」來粗分為「生番」及「熟番」，然而「番」字卻顯示了相對於帝國文明的貶低意涵；朱一貴事件平定後，首度以碑石設立界線，於是又進而形成「界內熟番」、「界外生番」及「歸化生番」的分類（最後者指的是處於界線外，但卻繳納稅賦的族群）。當時被歸類為熟番的「巴宰族」，位於台灣的中部地區，其中以「岸裡」及「大社」村落聲勢最為浩大，位處於現今台中市神岡區，故泛稱為「岸裡大社」，繼荷蘭殖民時期的「大肚王國」後，起而開啟中台灣新時代的另一篇章。漳州出身的漢民，因為反抗稅賦沉重及官員貪腐，引發了如朱一貴及林爽文事件的民變，而在番人族群內部，亦有類似的民變事件—吞宵社事件（康熙三十八年）、大甲西社事件（雍正九年），岸裡大社皆起而平息；在朱一貴事件中，曾與清國官員合力，於現今大肚溪防衛，以擊退起義的黨徒；在林爽文事件中，再次與清國官員合力，出動社裡千餘名壯丁一同征戰。「岸裡大社」協助清國平定各個大大小小的民變後，聲勢隨之大漲，除了獲予頗豐的墾地外，亦獲許相對較輕的稅賦負擔，造就雙方的合作關係更加穩固。在民變規模更大的林爽文事件後，乾隆五十三年（西元1788年），清國因為善用熟番「岸裡大社」平定民變，充分了解到熟番的武力，對於維持社會治安的必要性，因此實行新制定的「番屯制」。全台共設立十二屯，大屯四處及小屯八處，分配招募到的健壯熟番，各處分別以四百人及八百人作為「屯丁」，並從各社挑選出曾征戰出力的頭目作為「屯弁」，類似於低階軍官以管理屯丁，在其層級之上，則另有官職以進行管理；為避免財政上的負擔，並不發放糧餉予屯丁，而是分配當時漢番界線外，尚未開墾的平埔地區，然後於乾隆五十五年（西元1790年），以「綠線」再次界定出新的邊界，包含了西部所有能開墾的平埔地區；並讓屯丁透過務農來自給自足，不需要繳納稅賦，但動亂時必須防守地方，以及聽候官方命令調派征戰；此意謂著清國將「熟番」分派至新的漢番邊界，並處於界內，賦予「農兵」的身份，實行「以番治漢」、「以番治番」的治理策略；除了以往「賦稅制度」的觀點下，針對番人族群予以分類；更在此時，附加上「軍事制度」的觀點，更加確立「熟番」的身份要義，於是族群的空間分佈回到「兩層制」：界內為「漢民」及「熟番」，界外為「生番」。
圖八（一）、台灣中部平埔族分佈圖。[8]
圖八（二）、巴宰族『岸裡大社』分佈圖。[8]
三、清國治理初期，各治理地區築城，幾乎由「竹城」的形式開始，僅以「莿竹」圍繞充當城牆，意欲在避免過多的財政負擔下，同時兼具設治與防亂的目的；朱一貴事件後，大臣曾上奏康熙皇帝興建堅實城牆，卻因如此無法保衛城外人民而作罷；然而，經過更大規模動亂的林爽文事件後，乾隆皇帝有鑑於各行政區域的城牆易攻難守，便諭令加強改建各處的城牆；此後各行政區域的城牆，幾乎逐漸由「竹城」形式演進至「土城」或「磚石城」。
「禁地荒埔的開墾地—瑯嶠灣地區」
從地形觀看瑯嶠地區的西部，從枋寮鄉南端的率芒溪出海口出發，以陸路的方式往南台灣的方向行進，即行走在枋山鄉的範圍內，而這條道路異常細長，彷彿中央山脈群山合力推向海岸似的，以南北走向貫通整個枋山鄉內；循著這條路出了枋山鄉後，隨即來到了恆春縱谷間平原的最北端，靠近海岸這一側，有個輕懸在「鼻尖」及「龜山頭」之間的美麗弧線，在古時稱之為「瑯嶠灣」；海灣至山脈之間的平原，由「四重溪」及「保力溪」沖積而成，它們各自透過海灣出海，而根據出海口建造而成的港口，分別為「清港」及「射寮港」，分屬於各別河流流域的平原地區為車城、田中、海口、統埔及新街、保力、射寮，這些地區統稱為「瑯嶠灣地區」。康熙二十三年（西元1684年），從清國治理台灣開始，直至康熙末年（西元1722年），朱一貴事件平定落幕，瑯嶠灣地區的車城附近，在康熙年間已有漢民以小型拓墾的方式開發，而此時它們仍在清國行政上治理的範圍內；然而，由於經過朱一貴事件後，清國認知到瑯嶠地區為「藏奸之所、盜賊出沒之地」，因此從枋寮鄉的率芒溪立碑石，以地圖上的土牛紅線劃分出漢番界線，將瑯嶠灣地區視為生番地區，並嚴格禁止漢民入墾；從此歷經了雍正皇帝（西元1722—1735年）、乾隆皇帝（西元1735—1796年）及嘉慶皇帝（西元1796—1820年）的治理，由於乾隆在位末年，鳳山縣平原地區幾乎已然開發完成，而乾隆直至嘉慶年間，鳳山縣移墾的人口卻又快速成長，於是道光年間（西元1820—1850年），不願坐以待斃的漢民，便開始往偏遠並人煙稀少之處移動，因此冒著抵觸越界的禁令，相繼來到了瑯嶠灣地區，而當時清國東南沿海正值收成不佳，也額外吸引漢民渡海移墾；這樣違法的狀況，歷經咸豐皇帝（西元1850—1861年）及同治皇帝（西元1861—1875年）的治理，一直延續到光緒年（西元1875—1908年）間的初年，清國因為「牡丹社事件」，才開始重視整個瑯嶠地區並撤銷越界禁令，於行政上設置「恆春縣」治理，才開始有大量的漢民移墾，此意謂著瑯嶠灣地區的漢民聚落，實為整個瑯嶠地區無論開放前、後的首批開墾團。
圖九、繪製於1873年台灣南部之圖。[9]
圖十、繪製於1873年瑯嶠灣局部放大圖。[10]
從發生「朱一貴事件」後直至發生「牡丹社事件」，儘管瑯嶠灣地區行政上歸屬於生番地區，卻仍舊成為全台灣最南端的漢民開墾地區，實為如此特殊值得探究；以南向再深入當時的瑯嶠地區，因為居住著被漢民認定生性兇殘的生番，於是他們的足跡便罕見至此。位居瑯嶠灣的漢民聚落，何以不受瑯嶠地區的生番管轄？這般問題引起了高度的興趣！從李仙得（Charles W. Legendre)於同治年間（西元1861—1875年）的1867、1869、1871年，發生「牡丹社事件」之前，三次自瑯嶠灣登陸且實際踏查此區域的結果得知，由於瑯嶠灣很寬闊，當時的清國帆船（戎克船）能輕易進入，並且瑯嶠灣地區平原的北方即為現今的枋山鄉，山脈直逼海岸形成自然的界線，而東方亦有明確的山脈盤據，皆能清楚界定出與生番生活的空間，如此優異的自然地形條件，使得已在此地開墾的漢民，招引來清國更多東南沿海的親朋好友前來開墾，因此也同時引進了「小型槍械」，更夾帶著「火炮」而來，當時的生番也類似有小型槍械的武器，但卻沒有殺傷力大的火炮，正也因為漢民武力上的優勢，大多時候能夠維持相安兩無事的狀態，但一旦雙方一言不合，卻又是死傷慘重的狀況；另外，在此地區人口組成部份，山脈下平原的西側，幾乎是閩籍漢民，中央地帶則居住著粵籍漢民，東側則居住著平埔番，再往東方群山林立之處，則是生番居住並獵食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平原區的溪邊山脊，分佈著大量閩籍漢民與平埔番的人口，並且已佔據總人口至重要的比例。
「荷蘭人探尋黃金之旅」
走過了清國治理時期，台灣地圖中紅、藍、紫（未定案）、綠線，四條「漢番界線」的依序變化，以及整體慨括性的歷史時光；因此，看見了區域中發生的種種情事，包括抵抗苛稅貪腐的民變、營造族群對立的械鬥、增設行政區域的劃分及強化城牆的建構等等；如此時空背景之下，突出於本島的「南岬」，除了沿岸的特殊地形引人注目外，更有著如上述「禁地荒埔」中，那一段「瑯嶠灣地區」的歷史故事。史料的翻閱之中，漢民對瑯嶠灣其它地區「生番」的敘述，誘發出了解當時生番的興致，尤其翻開「荷蘭東印度公司」所著「熱蘭遮城日誌」，隨同他們口中的「瑯嶠大頭目」及「大龜文社」，展開那段一同尋覓黃金的歷史故事，顯得格外的生動且精彩！
歐洲大航海時代，多國輾轉透過航海的方式，前來相對而言正值盛世的明國，為的是追求與之進行貿易的龐大商機；葡萄牙佔據了澳門、西班牙佔據了菲律賓、明國駐兵防守澎湖，荷蘭雖然佔據了印尼，把持著大批香料的貿易，卻仍然想取得與明國更近的地理位置，以便在當時重商主義的時代裡，取得更多的交易及隨之而來的獲利，甚至壟斷明國與它國的貿易機會；然而，荷蘭與葡萄牙在澳門僵持不下，輾轉來到澎湖後，卻又遭到明國兵力的圍阻，最終一波三折地來到了台灣本島的台南，也才間接身處於明國（東南沿海省份）、日本（長崎）、菲律賓（馬尼拉）、印尼（巴達維亞）與台灣（台南）的多方貿易網絡之中。
荷蘭治理台灣期間（西元1624—1662年），無不追求任何能增加貿易的機會，因為當時明國上下喜愛黃金，並且黃金與其它物資相比價值極高，若開採成功，定能大大提升貿易的獲利。聽聞遊走於瑯嶠地區的漢民商人，曾親口透過瑯嶠當地的番人證實：「從瑯嶠再過去三日路程的山裡，可取得黃金，不是從山裡而是一條河裡取得，而瑯嶠的番人以前佔領過附近的村落，也因此取得一些黃金。」因此荷蘭人從1636年至1646年，隨即踏上前往台灣東部的尋金之旅。當時荷蘭的行政中心地處大員（現今台南市安平區），無論取道水路或陸路前往東部，勢必都得經過瑯嶠地區，於是荷蘭這方主動派遣人士，隨同漢民商人充當通譯及牽線人員，來到了瑯嶠地區會見大頭目，雙方也在過程中有了良好的初始印象。荷蘭也在之後特地派遣船隻，接送瑯嶠大頭目一行人，前去大員締結和約，這也進一步讓荷蘭接近前往東部探金的想望。荷蘭一行人在豬勞束（Dolaswack）社獲得大頭目的首肯，荷蘭軍隊可以自由通過其領地，在東部尋金過程中，願意親率960人協助征戰太麻里（Tawalij）社及卑南（Pimaba）社，並且提供糧食補給；有了大頭目當面的承諾，荷蘭方面率兵自「瑯嶠灣」登陸，果真也在東部行軍過程中，獲得兌現的承諾，一同征戰太麻里及卑南兩社；然而，荷蘭軍隊對於糧食方面索求無度，外加服勞役及扛行李的苦差事，卻開始讓瑯嶠番人，逐漸對荷蘭人產生埋怨。由以上1638年2月的日誌可知，荷蘭軍隊行船南下停靠在「瑯嶠灣」後，下船行軍至「豬勞束社」，再依循著東部海岸線的「瑯嶠卑南道」，由「豬勞束社」前往「太麻里社」及「知本社」。
圖十一、阿朗壹古道與瑯嶠卑南道路線圖。[11]
圖十二、瑯嶠卑南道路線圖及沿線地點。[12]
荷蘭派駐卑南的初級商務員，奉命調查原住民各村落的狀況，除了調查出「瑯嶠大頭目」下轄的村落外，亦促成大龜文（Taccabul）社與瑯嶠大頭目和好，並收到大龜文社主動與荷蘭議和的通知；然而，此時荷蘭與瑯嶠大頭目間，卻因為荷蘭軍隊路過其領地時，拒絕提供補給、偷拿酒喝到大醉，以及威脅取其特定人士首級，並且殺害四位持有公司執照而捕魚的漢民，使得荷蘭這方不再忍讓，夥同三、四百名「放索社」及「下淡水社」的人員，前往征伐瑯嶠大頭目；輾轉使得大頭目兒子被殺害，身處附近的五個村毀壞，大頭目本人同其弟及族人脫逃，傳說藏匿於卑南附近的知本山區；從此之後，大頭目便由1643年1月至1645年1月為止，展開為期兩年藏匿逃亡的歲月。在這段時間裡，荷蘭人至搗毀大頭目的村落裡，擄掠為數不詳的瑯嶠村民，送往當時的巴達維亞（現今印尼雅加達）作為奴隸，也造成許多瑯嶠難民，充當其它村社的奴隸。1645年1月，瑯嶠大頭目與荷蘭簽定和平條約，承認荷蘭為包括豬勞束社等五社的首領，對其村民擁有收貢權，同時其它村社的統治權，也完全轉移至荷蘭東印度公司；此後，大頭目的實質權力，已遭到相當程度的限縮。
由1643年大頭目逃亡開始，由於大龜文先前主動議和，荷蘭方面開始改採行經大龜文社的捷徑，繼續前往東部尋金，去時行軍的路線多次從放索社（Pansoa，現今屏東縣林邊鄉水利村）開始，行經南勢湖（Cangelangh）、內獅頭（Borboras，現今屏東縣獅子鄉內獅村）、大龜文（Tacabul）、阿塱壹（Calingith）、大鳥（Patsibal）、太麻里（Tavalij）、知本溪，最後抵達卑南，其中「南勢湖」至「阿塱壹」的這段路徑，即為後世人歸結出的「阿塱壹古道」；因此，荷蘭人尋金歷程的後半段，轉而與大龜文社民展開互動；然而，荷蘭軍隊始終需索無度的行為，最終也引發雙方關係的決裂；大龜文社附近的村社，陸續分裂成「親荷」及「反荷」兩方，一時之間陷入彼此交戰的「戰國時代」；荷蘭方面，欲透過實力的展示，宣示其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力，再將此權力移轉至各社的頭目，以達到整體統治最底層社民的美夢，卻被大龜文社核心的各村社，頑強且堅韌的民族性所摧毀。荷蘭治理的末期，這樣抵抗的情形越演越烈，直到1661年明鄭軍隊兵臨城下前後，荷蘭軍隊甚至與大龜文社興起戰役，其結果由「熱蘭遮城日誌」與「部落耆老口述」對照，儘管雙方對於戰役的結果各自表述，卻很難不讓人聯想，對於荷蘭戰敗明鄭的軍力與軍心，絲毫無實質上的影響。荷蘭為期十餘年的尋金之旅，在1646年行至哆囉滿河（推斷在花蓮縣新城鄉立霧溪一帶），尋獲含金量不高的金礦，以致於放棄開採而作罷；然而，卻順勢引出與「瑯嶠大頭目」與「大龜文社」的互動，並且額外延伸出統治權力的施展，直至1662年對台灣治理權力的終結，實為歷史中不可遺忘的篇章。
圖十三、荷蘭人尋金去程時，經由阿塱壹古道路線。[13]
在荷蘭人的紙筆間，走了一趟概略的尋金之旅，除了引領出「阿塱壹古道」及「瑯嶠卑南道」，兩條至關重要的古老道路之外，亦從中了解以荷蘭人的觀點而言，瑯嶠大頭目似乎統領著整個瑯嶠地區（現今屏東縣枋寮鄉率芒溪以南），而大龜文社及其周遭的村社，僅以小聚落的型態，與其為敵抑或後來的議和；然而，在往後日治時期，多位著名日本人類學家的探查下，大龜文社與其周遭大範圍的村社，才得以「王國型態」現身；另一方面，荷蘭人眼中的瑯嶠大頭目，經過日本學者事後的考察，儘管統領的疆域不若其所認知，卻也依舊統領周遭大範圍的村落。瑯嶠地區各番社的關係及運作，從荷蘭尋金之旅中，就此自歷史長河中ㄧ躍而出，活生生地展現於眼前。枋寮鄉南端的率芒溪，以及枋山鄉南端的楓港溪，作為想像中的約略界線，劃分出兩個王國的疆域：率芒溪至楓港溪間的排灣族部落，清治時期統稱為「瑯嶠上十八社」，而在日治時期分類為「排灣族內文群」（內文指的便是大龜文，其為當地「大龜文社」之名稱）；楓港溪至最南端的鵝鑾鼻間（排除恆春縱谷地區）的排灣族部落，清治時期統稱為「瑯嶠下十八社」，而當時官方與民間多稱之為「瑯嶠十八番社」，而在日治時期分類為「排灣族恆春群」；以現今政治體制的角度而言，可分別稱之為「大龜文王國」及「斯卡羅王國」。
「瑯嶠地區—斯卡羅王國顯現」
在卑南族的起源傳說裡，咸信祖先是由巨石裂開所生，是為「石生系統」由「知本社群」所領導；而相信祖先來自於竹子，是為「竹生系統」由「卑南社群」所領導；儘管兩系統對於起源的神話不同，但卻一致認同來自共同的發源地—知本社群稱為Ruvoahan，而卑南社群稱為Panapanayan（兩者在卑南族語皆為發祥地之意），切確位置於現今台東縣太麻里鄉三和村與華源村之間，此地的竹林有「元祖神殿」及「土地神廟」，其下方則豎立「巨石紀念碑」—刻印著「台灣山地人祖先發祥地」的字樣。知本社群離開發祥地後，向大武山等山區發展，經過多次的遷徙後，建立卡砦卡蘭（Kazekalan）部落於一處山崖，得以鳥瞰整個台東平原，此後他們分批下山，沿著中央山脈的東麓，向北發展一系列的部落；卑南社群則向北沿著卑南溪，所沖積而出的平原而居。整體而言，可由現今的「知本溪」及「卑南溪」，界定出兩大社群的分佈範圍，「知本社群」主要以「知本社」為主，其中再分出「射馬干社」、「呂家社」、「大巴六九社」、「北絲鬮社」、「檳榔社」及「阿里擺社」，而「卑南社群」則以「卑南社」為主要代表，舊時統稱為「八社番」，絕大部份的社名，頻繁出現於荷蘭人「熱蘭遮城日誌」中，針對尋金之旅所作之記載。
約莫17世紀，也就是荷蘭治理至清國康熙治理末年期間（西元1624—1722年），知本社群的其中一支，向南沿著瑯嶠卑南道，遷徙到了瑯嶠地區，除了倚靠其雄厚的武力之外，更有著讓排灣族十分畏懼的巫術，可以從日治時期多位學者，所收集到有關知本社人的南遷傳說，充滿著與巫術相關的故事而得知；排灣族人從與知本社人初相見時的刁難，直到眼見各式巫術的威力後，轉為開始臣服於知本社人，願意獻上貢品，並承認其在原始的土地上，擁有至高的統治權力；因此，只要排灣族人召開部落會議時，知本社人均會乘轎參與，以致於排灣族人以排灣族語，為知本社人取名為「斯卡羅」（Seqalu），亦即為「乘轎者」之意；然而，實際上將其歸類為「斯卡羅族」，則是晚至日治時期，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類學研究室，進行族群系統所屬的調查及研究後，才加以命名。知本社人南遷進入排灣族分佈的領域，進而與其通婚後，主要分為三個群體，這些「排灣族化的知本社人」統稱為「斯卡羅族人」：
一、分佈在太麻里溪以南的東海岸地帶，稱之為「東海岸群」。
二、分佈在牡丹鄉境內，稱之為「巴利澤利澤敖群」，在之後談及的「牡丹社事件」中，佔居要角的「高士佛社」及「牡丹社」，皆隸屬於此群體。
三、分佈在滿洲鄉及恆春鎮一帶，稱之為「斯卡羅卡洛群」，主要建立了「豬勞束社」、「射麻里社」、「貓仔社」及「龍鑾社」，此群體中的四社，為整體「斯卡羅族」中勢力最大；而又以此群體中的「豬勞束社」，作為四社中的首領地位，其頭目稱為「大股頭」，其餘三社的頭目，則依序為「二股頭」、「三股頭」及「四股頭」；荷蘭尋金之旅中，稱為「瑯嶠大頭目」者，即為此處所談的「大股頭」。於是，斯卡羅族整體的權力中心，可以說隸屬於「大股頭」，統領著瑯嶠地區大多數部落的土地權。
圖十四、瑯嶠下十八社分佈與族群關係。[14]
另一方面，卑南社群在卑南王的率領下，於卑南溪平原地帶的勢力逐漸壯大，使得原先生活在此地的阿美族人受到壓迫，更過著奴隸般的生活，為了求生存擺脫為奴的狀態，亦隨著知本社人依循瑯嶠卑南道，南遷至瑯嶠地區中滿洲鄉及恆春鎮一帶。清國治理時的道光年間，在談及瑯嶠灣地區發展史時提到，由於乾隆及嘉慶年間，移墾屏東平原的人口快速成長，而乾隆末年時土地又幾乎開墾完成，於是使得原先定居於此地的馬卡道族人，為了生存被迫向南遷徙至現今車城鄉及恆春鎮一帶；也出於類似的因素，一批以客家語言為主的社群，也追隨至此謀求生存；使得瑯嶠地區中，在斯卡羅族人的統領下，包含了漢人（排除瑯嶠灣地區的漢人）、排灣族人、阿美族人及馬卡道族人等多個族群群體，他們皆向擁有「大地主身份」的斯卡羅族人租地耕作，並且每隔五年，向四大社的頭目朝貢、納租及從事勞役，由此可遙想當時「瑯嶠十八番社」的統領盛況。在清國治理時期，斯卡羅族人處於漢番界線之外，被歸類為「生番」，如探討瑯嶠灣地區時提到，其下轄的某些部落，偶對瑯嶠灣地區的漢民進行騷擾，而此地人民並不需要向斯卡羅族人納稅；於是，兩者之間憑藉著漢民的武力，取得某種程度的平衡，關於這點實為一個特殊的面向。
「瑯嶠地區—大龜文王國隱現」
由「南排灣族人」所組成的「大龜文王國」，為後世人所津津樂道，卻尚無考證指出起源於何時，卻能從目前最早的「熱蘭遮城日誌」中，透過內容敘述的段落，拼湊出貼近它們的想像。1638年的事件記載，首度切確點出「大龜文社」的存在；1639年記載著瑯嶠大頭目與大龜文社，在荷蘭初級調查員的牽線下議和，此意謂著1639年以前，大龜文社與豬勞束社應當是敵對的狀態，並且兩者的勢力以達可以對峙的狀態；針對「瑯嶠諸社」的人口及戶數調查結果顯示，被包含在其中的「大龜文社」人口數，除了多於「豬勞束社」外，更佔了整體村落人口數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可見當時已是有相當規模的村落。當時具有物質文明的荷蘭人，高度讚賞瑯嶠人「全台最文明且出門穿戴整齊」，這也意謂著包括在內的大龜文各村社人民，具有高度的文化水準。自1645年起，荷蘭人削弱瑯嶠大頭目的勢力開始，「反荷」勢力逐漸向「大龜文社」靠攏，展開與「親荷」勢力及荷蘭當局的對抗；不同於瑯嶠大頭目位於高原的村落，靠著位處於高山叢林地帶，不易被攻破的屏障下，「大龜文社」漸漸發展出實質的影響力。從17世紀晚明的史料裡，提到福建人、日本人與台灣番人，便存在著長年不斷的貿易聯繫；漢人及日本人以鐵器、鹽、布料等用品，交換原住民的鹿皮及鹿肉；南部主要的交易中心，即在林邊鄉及枋寮鄉，意謂著以南及以東的原住民，都必須穿越過大龜文社周遭的範圍，以取得較快的捷徑前去交易；以排灣族有收取「通行租」的制度來思考，當時這應該是大龜文社的重要財源之一；因此，推斷更早之前的荷蘭治理時期，大龜文實為東西貿易的必經之路。從上述文化、經濟、貿易、人口、政治的觀點，透過以上荷蘭治理時期的文獻及推論，可以得知「大龜文社」與周遭村社，所形成的「聚落型態」隱約浮現。
傳說中早期小黑人（ngedel）族群消失後，率芒溪附近的加祿堂以南，曾經發展出十個部族；由於外圍各部族，經常遭受外來族群的壓迫及同族異群的攻擊，而被迫四處逃竄遷徙，紛紛向中心地帶的Ruvaniyaw部族及Tjuleng部族投靠，並奉獻其原有的人民及領土，形成主從關係，而逐漸形成一個強大的「大龜文王國」，最多時共有23個部落，共同組成區域的社群；王國裡中心地帶的兩位「宗主頭目」，對內合作共治，對外團結一致，以「攻守同盟」的方式，結合所管轄的所有村社，共同捍衛村社的領土；於是，在荷蘭治理時期的大多數時間裡，大龜文社管轄下的族人及外來墾民，均向宗主頭目納稅，而非向荷蘭當局的東印度公司納稅。
圖十五、大龜文王國分佈與族群關係。[15]
關於以上的傳說，可以輾轉透過王國中的Ruvaniyaw部族，且為「王室遺族」的口述歷史得以驗證。訪談過程的紀錄中得知，如前所述統轄23個部落，而有王國之實之外；尚有被稱為「元首」（Mazazangiljan）的王國領袖，擁有管轄所有村落的土地權之外，最關鍵的權力，便是對外交戰、媾和及締約的代表權、對內分配行政分工的統轄權、林林總總隸屬於本身的特權；元首並得以任命稱為「團主」（Pinaqilach）的代管者，作為「代理元首」，以行使對個別部落的管轄權。另外，從過往排灣族最盛大、最隆重的「五年祭」（Maleveg）中，亦可探究出「大龜文王國」的實際意涵；中、南排灣族藉由舉辦「五年祭」，讓遷移至各部落的「宗親」，每五年回到原居住地，參與「宗主」所舉辦的祭典，意謂著間接促成「同屬性部落人民」群聚一起，藉由儀式的進行，得以讓社群的歸屬感強化；正也因此，「五年祭」可視為一種「社群分類」的機制。透過清國及往後日本學者的觀察發現，Ruvaniyaw部族及Tjuleng部族的頭目，均居住於大龜文社，同時此地亦是所有「攻守聯盟」部族，舉行五年祭的場地，於是說明了群聚於「大龜文社」的社群具備「同屬性質」，亦代表「大龜文社」位居整個社群的領導中心。「五年祭」舉行前，「從屬頭目」向「宗主頭目」行臣子之禮並獻上貢品，而「宗主頭目」之後進行回禮；「五年祭」進行時，「宗主頭目」會將貢品拿出來，分享給前來參加的所有「屬民」；因此，前者行為牽涉到「宗藩關係」的餽贈與交換，意謂著雙方「共生共榮」，共同維護社群的安全；後者行為牽涉到「宗主頭目」攏絡屬民的方式，意謂著期望能穩固社群的意識；因此，從「五年祭」舉行的「場地」及「儀式」，皆能歸納出背後代表的深刻涵意，進一步透過迎接到接送祖靈的儀式，顯示出「祖靈巡視傳統領域」的意義，猶如「國王巡遊其國度，進行領域上的標記」，某方面來說，便是一種宣示「王國主權」與「強化社群歸屬感」的行為。儘管「五年祭」最早出現的文獻，是在清康熙六十一年（西元1722年），朱一貴事件後到台的首任巡台御史黃叔璥，其所著「台海使槎錄」之中，但依照荷蘭時期若干地名與五年祭活動的相關性，這項祭儀可能在當時便已經存在；此間接說明「大龜文王國」在清國康熙年間，便有極大的可能性存在，而荷蘭時期不失其可能性。
「羅發號事件」
朱一貴事件後，「漢番界線」於鳳山縣南端北縮後，將視野縮放在枋寮鄉率芒溪以南，這塊突出於台灣南端的海岬，同時以探究的姿態，在這塊「瑯嶠地區」的版圖上，細緻地歸納出人文及政治上的面貌；直至清國光緒初年（西元1875年）前後，於地域上劃分出大龜文王國領域、斯卡羅王國領域、瑯嶠灣地區及其它瑯嶠縱谷地區，依序居住著排灣族人、斯卡羅族人（另外居住著排灣族人、阿美族人、馬卡道族人及極少數漢人）、漢人及馬卡道族人、極少數漢人，直到發生了「國際事件」，也才驚動了其中一個政權的板塊，乃至於引發其它板塊的互動。
清咸豐八年（西元1858年），清國政府在第一次英法聯軍中戰敗，與俄國、英國、法國及美國簽定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包括了「中俄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及「中英法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簽約共30款，而其中特地的款項敘述著：若美國船隻被毀壞或被劫持，應允准美國官船追捕盜賊；若美國人受到匪徒侵害，地方官應立即派兵驅逐匪徒，嚴拿治罪以保護美國人；增開「汕頭」及「安平」為通商口岸，美國人可在港口居住，美國的官員及人民，可以僱傭清國的買辦、水手、工匠等等，地方官不得阻撓及陷害。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清同治六年（西元1867年），美國商船「羅發號」（the Rover）就此從廣東汕頭出發，預計航行前往山東牛莊，未料途徑台灣海峽時遭遇暴風雨，在台灣鵝鑾鼻南方海面上，因觸中七星岩暗礁而沉沒，船長J. W. Hunt協同其夫人及船員共14人，搭上小船逃生；在大浪的衝擊下，船行至「龜仔角鼻山」（現今墾丁社頂公園獅龜嶺海岸邊）後上岸，對於此地是「龜仔角社」的領域範圍，他們ㄧ無所知，於是一被發現後慘遭殺害，只有一位廣東籍水手躲過此浩劫，隨後在「瑯嶠灣地區」居民的協助下，成功乘船至打狗（現今高雄）的衙門舉發慘案。
圖十六、七星岩位置圖。[16]
圖十七、李仙得呈報給上級的羅發號事件地圖。[17]
英國駐打狗領事Charles Carroll得知消息後，同時採取了三方面的作為：
一、通知台灣道吳大廷，以徹查此案並追究相關責任。
二、通知英國駐北京公使Rutherford Alcock，以轉達美國駐北京公使Anson Burlingame。
三、下令停泊於安平的英國軍艦「柯爾摩蘭號」（the Cormorant），前往營救可能的生還者。
船長Broad率船開抵「龜仔角鼻山」時，夥同士兵登陸搜索，卻遭到早有防備的「龜仔角社」原住民擊退，在一名士兵受傷下退回艦上；憤怒的船長下令開炮， 試圖將隱藏在叢林內的番人驅離，但最終還是因為兵力不足無法派兵追趕，先行返回打狗報告情況，再航行前往廈門回報。當時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將軍（General Charles W. Le Gendre），兼理淡水、雞籠、安平及打狗的領事事務，為了妥善處理此事件，便自廈門來台；來台的第一件事，便是會晤台灣道吳大廷及台灣鎮總兵劉明燈，希望能會見殺害羅發號船員的部落領袖，一同商討航行的安全事宜，並且派兵討伐相關的加害者；但從吳大廷得到的回覆卻是：「查臺地生番，穴處猱居，不隸版圖，為王化所不及。」同時婉拒任何美國兵船查辦此案，允諾台灣方面自會派兵設法查辦。得知台灣的官員採取敷衍的姿態，李仙得於是輾轉表達自行前往「龜仔角社」的意願，卻被遭到拒絕而無法登陸，便惆悵地返抵廈門。美國當局接獲清國處理的原則後，命令美國亞洲艦隊司令H. H. Bell少將，率「哈特佛號」（the Hartford）及「懷俄明號」（the Wyoming）兩艦隊，征討台灣南部的番人；抵達「瑯嶠灣」後登陸，雙方發生遭遇戰，A. S. Mackenzie少校不幸中彈身亡，促使美軍退回艦上，於是艦隊司令知難而退，揚言再調大軍前來討伐。當時的閩浙總督吳棠，同時接獲李仙得的憤懟言語及美軍艦隊司令的報復言論，在雙重的外交壓力下，決定上奏朝廷並下令台灣道嚴加辦理，不得再敷衍行事。
台灣道吳大廷接令後，再下令採取以下兩路行進「龜仔角社」：
一、山路：台灣鎮總兵劉明燈奉令，率兵抵達枋寮後，開通至瑯嶠的山路，沿路招募當地勇丁作為嚮導，以此前進出擊。
二、海路：台防理蕃同知王文棨奉令，率兵與李仙得與英國商人必麒麟（W. A. Pickering）一同前往。
山路派兵討伐的消息，傳到附近漢民及熟番耳裡時，除了擔憂自身的生命財產及安全遭受到威脅外，一方面苦勸生番停止抵抗，另一方面至駐兵營地，陳述生番徹底悔過之意，欲請求清國撤兵；劉明燈接獲此消息後欲撤兵，前往與李仙得商討，但李仙得卻認為此違背閩浙總督的命令；於是，條列出八款條文，主要內容為：「設置砲台」、「增派官兵防守」、「增設文武官員」，等待劉明燈以書面答覆同意後，並由其安排與「瑯嶠十八番社」總頭目「卓杞篤」（Tokitok）會面商談。經過數日的安排，英國商人兼「台灣通」必麒麟、法國人Joseph Beranre、吳世忠等三名通事、當地嚮導一人與李仙得本人共七人，沒有攜帶任何武器，與帶著兩百名男女族人，並且槍械在手的卓杞篤，在「出火山」（現今恆春城東山腳里的赤牛嶺）會面談判。卓杞篤說道：「白人曾經將龜仔角社人，趕盡殺絕到只剩幾人，以致於龜仔角社人世世代代等待報仇；由於沒有船可以追捕白人，他們只好對上岸的人進行報復。」但李仙得卻也說道：「我很希望能避免流血！」在展開和平口吻的起點下，雙方會談了片刻，最終達成了「南岬之盟」的協議，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生番殺害美國人已表示悔過，美方不予以追究。
二、往後還有船員遇風漂流至此處登陸，生番必須護送至瑯嶠地區的漢民手中。
三、船隻人員如果要登陸此處，必須舉紅旗作為通知訊號。
四、砲台設置於熟番地區，而不得設立於生番地區。
同治八年（西元1869年），事隔兩年後，李仙得再度來台，並與卓杞篤會面，雙方以中、英文的書面形式，正式簽訂了「南岬條約」，才真正具體化「南岬之盟」的協議內容。
「羅發號事件後續—增設砲台或燈塔？」
「南岬之盟」協議達成後，台灣南部還是發生大大小小的船難，而起初李仙得要求清國「增設砲台」並「駐兵防守」之事，也在台灣官員不積極的態度下，幾乎近於荒廢及撤守；同治八年（西元1869年），英國船隻於台灣南端失事，並且船員上岸被捕，李仙得再次來台，與台灣道黎兆京商談「設立砲台」，卻還是被拒絕，而改為在枋寮及楓港地區，設官駐兵以屯守；另一方面，李仙得欲尋美國駐北京公使的途徑，直接請示清國總理衙門，後續相關的處理行動，卻在新、舊任公使交接前後，擱置此問題未處理，導致李仙得大為不滿；同治十年（西元1871年），李仙得又聽聞台灣官員，無法保護南端船難而登陸的船員，甚至枋寮至瑯嶠的道路已荒廢失修，對於台灣當局無法遵守承諾的作為忍無可忍，決定以「砲艦」進行交涉。正也因為如此，李仙得與台灣道定保達成以下協議：
一、枋寮設官駐兵，楓港及瑯嶠派駐兵勇，以此保護失事船員。
二、重開枋寮通往瑯嶠的道路，責成當地官員經常修護。
三、在大樹房（現今恆春鎮大光）附近建造燈塔。
四、不再設立砲台，以防生番生事。
五、雙方各執一份，分別交付閩浙總督及美國駐北京公使，等候批准遵行。
圖十八、台灣南端略圖。[18]
從「設立砲台」轉變至「興建燈塔」，將是一個解決根本問題的方法，使得航行於此更安全，得以有效地防止船難；然而，萬一不幸還是發生船難，枋寮的駐兵可以隨時調動，透過枋寮至瑯嶠的道路前往救援；同時與卓杞篤的協議，亦能約束生番的出草行動，這一切看似可以天下太平，但卻出現了三個變數：
一、清國對於興建燈塔一事，並未同意撥款進行，還是採取一貫的拖延姿態。
二、由於照顧船難者，必須支付很多開銷，卻又沒有獲得任何報酬，使得牡丹社人漸漸不想遵守條約，亦間接讓卓杞篤的權威下降，而無法壓制番社的野蠻衝動，以致於再度發生船難船員登陸被殺害的事件。
三、台灣官員依舊消極冷處理，並未正視發生在台灣南端及漢番界線外的慘案。
它們彼此交雜影響，又導致了另兩起「國際事件」發生，但這次卻驚動了清國上下！
「八瑤灣事件」
清同治十年（西元1871年10月），琉球王國宮古島人及八重山島人，各搭乘兩艘船隻，來到首里王府上繳年貢後，啟程返回各自島嶼的途中，突然遇見颱風，而導致宮古島人的其中一艘船，漂流至台灣東南海岸的八瑤灣（現今滿洲鄉九棚一帶）；原載有69名船員，其中3人因船隻傾覆溺斃，剩下的66人上岸登陸。上岸後，遇上兩位漢民，提醒他們往西行有大耳人會砍人頭，一定要往南行；然而，兩位漢民帶領他們往南行的途中，卻又搶奪他們身上衣物；入夜後，他們深覺兩人有詐，於是改往西行。持續西行同時，步入大耳人的部落領地，接受水及食物充飢，在族人外出打獵時，他們表明要到其它地方，卻被明言禁止，不禁起了疑心而分組逃跑；多數宮古島人逃至途中漢民的家中，在允諾幫助而記下姓名之以呈報官府時，族人趕到並處決了許多人，又再次驚動所有人四散逃跑，而僅有9人依舊躲藏在漢民家中；隔日，漢民來到「瑯嶠灣地區」的「保力村」，將9人送至村長家安置；兩日後，另外3人前來會合，才得知其餘的人，都在山中被殺害；透過村長的安排下，12位宮古島人離開瑯嶠到達鳳山縣，再透過官兵的護送下，由台灣府官船送至琉球館（位於當時褔建省福州府，明初至清末，用於接待琉球王國，前來進貢的賓客及商人），而後再乘船返回琉球王國。透過當時生還者的報告，宮古島人遭遇船難共69人，其中3人溺斃，54人慘遭「高士佛社」族人殺害，最後僅存12人生還。「瑯嶠灣地區」統領及保力庄村民的合力下，將54名慘遭「出草」而斷頭的屍體，合葬於四重溪上游的石門雙溪口，是為「琉球藩民墓」，而首級則被帶回排灣族部落擺祀。
「清國—琉球王國—日本關係」
在中國帆船與西洋大帆船航行的年代裡，一般的船難指的是，船隻遇風浪而觸礁，導致船隻毀壞而無法繼續航行，猶如上述所提的「羅發號事件」；另一種船難指的是，船隻遭受不被掌握的風向，帶往非本土國的領土，同時船隻也可能毀壞，猶如上述所提的「八瑤灣事件」。前者難以實際的數據記載下來，但後者漂流至他國領土，卻會被他國忠實地紀錄下來，因此根據文獻記載，從「琉球王國」漂流到「清國」的案例，從1654年至1898年，244年間便有401例之多。正也因此，十八世紀中期之後，環東亞海域的國家，便發展出一套救助船難難民的機制，安排有「送還路線」及「中繼城市」。以清國的處理機制而言：
一、採取一視同仁的作法，動用公費來賜予衣服及糧食，並且修理船隻以遣返本國。
二、針對東南亞或西洋難民，送往廣東或澳門，再附船回國；而針對琉球王國難民，送往福建福州後，再附船回國。
清國持續這樣救助的機制下，在「八瑤灣事件」發生當時，琉球王國船難難民被殺害，場域是在清國治理下的台灣本島，卻也是在本島「漢番界線」外，那片清國壓根地認為，「不歸王化」的生番疆域，也可直接說是「行政上不歸管轄的區域」；透過當時清國—琉球王國的「宗主國—朝貢國關係」，可以單憑自我的想像，得知可能的妥善處理方式；然而，歷史發展的緣故，同樣日本—琉球王國的「宗主國—朝貢國關係」，卻讓這起事件當時的處理方式，隨著增添了日本治理階層的意向，而導致相對複雜化；於是，整體回顧當時「清國—琉球王國—日本」三者的國際關係，實為掌握「八瑤灣事件」後續演進的關鍵。
當今日本的沖繩縣區域，實為「八瑤灣事件」發生當時，不隸屬於日本的「琉球王國」。琉球地區的政權發展，分為遠古時代、英祖時代、三山時代、琉球王國時代等，而要了解清國、琉球、日本三者的關係，必須從「三山時代」（西元1322—1429年）開始談起。三山指的是琉球地區的南部、中部及北部，分別由山南王、中山王及山北王統治；1383年，三王開始向當時的明國進貢，而明國亦提供造船及航海技術，作為回報；1429年，在明國的協助下，三山國很快發展起來，中山王起而統治了其它兩國，從此邁入「琉球王國時代」，訂定王城為「首里城」。琉球王國時代裡（西元1429—1879年），第一尚氏王朝後的第二尚氏王朝（西元1469—1879年）初期，由於琉球地處於明國、日本、朝鮮、東南亞諸國及東來歐洲人，進行海外貿易的中心位置，因此透過興盛的貿易收益，也使得當時的國力強盛。對應此時期，日本正處於戰國時代（西元1467—1603年）、江戶時代（西元1603—1868年）及明治天皇時代（西元1868—1912年），在兩個時代交界之間，均發生了影響琉球王國未來發展的事件：
圖十九、琉球地區三山時代統治版圖。[19]
圖二十、琉球王國貿易版圖。[20]
一、戰國時代末期，薩摩藩因為征戰開支，而曾經覬覦琉球王國的貿易利益；江戶時代初期，德川家康想透過琉球王國，來恢復與明國劣化的貿易關係，但琉球王國不從，在德川家康的命令下，薩摩藩因此入侵琉球王國；1609年，薩摩藩很快攻破首里王城，擄走國王並成功逼迫其承認，琉球王國是薩摩藩的藩屬國；自此之後，琉球王國同時為明國及日本的藩屬國，乃至於明國後的清國亦是如此。
二、明治天皇時代初期，舉國上下置於明治維新的浪潮中，仿效西方制度以力求富國強兵的過程中，必須廢除舊有的封建制度，而走向以資本制度為主軸的發展，於是廢除武士階級成為必然；因此，過往的大批武士，瀰漫著一股有志不得伸展的沉悶氣息；當中的主戰派，提議入侵朝鮮的意圖不成，尋求外在宣洩的管道，便成為一股迫切的需求。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八瑤灣事件」（西元1871年10月）發生稍前及之後，日本方面依序實行一連串的政策：
（一）、1871年8月，日本實行「廢藩置縣」，薩摩藩地區設置為「鹿兒島縣」，而琉球王國在形式上，仍然為獨立王國的狀態。
（二）、1872年7月，「八瑤灣事件」生還者的報告，連同鹿兒島縣參事大山綱良的上陳文，一同上奏至天皇，並請求「出兵討伐」台灣南端的番人；鹿兒島縣分營長樺山資紀得知後，積極遊說參議西鄉隆盛、陸軍省少輔西鄉從道、外務卿副島種臣等，贊同出兵台灣。
（三）、1872年8月，日本進一步將琉球王國改為「琉球藩」，將琉球國王貶為藩王，置於外務省之下管轄；然而，由於琉球依舊維持著與清國的藩屬關係，日本無法貿然地將其劃分為縣制地區。
事後來看，日本主戰派似乎找到了舒緩武士的出口，也在琉球王國對於日本行政區域的歸屬上，安置了征伐的正當性，但這些皆是日本方面獨自的見解，而清國對於台灣瑯嶠及琉球兩地，歸屬問題的意見表態，似乎仍然未解。
「牡丹社事件、台灣洋務運動與琉球處分」
同治十一年（西元1872年），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詢問美國駐日公使，「羅發號事件」中，美軍攻打台灣南端番地的情形，當時正值李仙得辭去美國駐廈門領事ㄧ職，返回美國時途經日本，遂安排兩人相見會談。李仙得除了訴說交涉過程中，清國遂行敷衍姿態處理此事之外，更將體認到的「台灣番地無主論」，表達讓日本人了解；亦一五一十地將事件後續的處置托出，包括清國當初允諾增設砲台及駐兵防守，而後又廢棄及撤守；另行允諾興建燈塔，似乎已無下文；因此，李仙得建議日本，可藉由此次琉球人遇難之事，再次要求清國增建砲台或燈塔，以保護航海人員的安全；若清國不予以照辦，根據「萬國公法」，日本方面可以自行前往建造。李仙得這番言論，自然道破台灣南端是否歸屬清國的窘境，甚至為日本取得一個出兵討伐的正當理由。
同治十二年（西元1873年），日本小田縣（現今岡山縣倉敷市）的漁船漂流至台灣東岸，發生四名船員遭番人搶劫，導致日本民間和政府征伐台灣的聲浪高漲；因此，外務卿副島種民赴清國，首先就琉球船難，詢問清國總理衙門（當時最高層級的外交部門）的看法，清國官員以「琉球及台灣皆屬清國領土，自有處置之道，不需日本特別過問」回覆；次者就小田縣漁民遭搶事件進行詢問，清國回覆不外乎一如預期，台灣南端番地是「王化之外」的基調，既然是管轄之外的區域，對於日本欲問罪生番的進一步詢問，自然也以「自行決定是否要討伐」來回覆。舉國高漲的討伐聲浪，外加清國「番人無主」的論調，讓日本方面取得了征伐台灣南端的絕佳時機。
圖二十一、牡丹社事件軍事行動地圖。[21]
同治十三年（西元1874年），日本成立「台灣番地事務局」，指派西鄉從道為事務局都督，聘請李仙得為外務省顧問，其自「八瑤灣事件」以來，除了會見過瑯嶠十八番社大頭目卓杞篤三次外，亦踏查南台灣數次，熟知當地人文及地形，因此得以為日本擬定征伐戰略；李仙得亦為日本周旋於英、美列強之間，協助租借船艦及購買軍火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樺山資紀及水野遵，前前後後來台詳細考察數次，也分別投身於軍事行動及相關軍務。出兵前夕，英美等國唯恐清國與日本的軍事對峙，會危害各國在清國東南沿海的貿易利益，因而由原先的中立立場轉為反對；儘管大久保利通前來制止，西鄉從道依舊前後出兵三千六百餘人，往台灣南端的「瑯嶠灣地區」前進。日軍同年5月從「射寮庄」登陸後，兵分三路朝牡丹社前進，先後爆發「石門戰役」，在此激戰之下，「牡丹社」頭目父子身亡，引發各社的恐慌（此乃戰前「牡丹社」已與附近各社，形成聯盟關係而勢力龐大）；接著，同年6月配合另外兩路，針對「牡丹社」發起總攻擊，爆發「牡丹社戰役」；中路沿著四重溪持續前進，正面攻打「牡丹社」，北路直上楓港，攻打「牡丹社」附有的「牡丹中社」及「女仍社」，南路經由「竹社」攻打「高士佛社」；最後，同年7月「牡丹社」及「高士佛社」大敗，兩社向日軍投降；至此，日軍主營轉移至「龜山」長期駐守。從「瑯嶠十八番社」的角度來看，由於「羅發號事件」的後續處理，使得「牡丹社」對於大頭目卓杞篤，堅守著與李仙得的條約，卻沒有得到相對應的回報，早已有所不滿；另外，隨著卓杞篤1873年初的逝世，繼任的大頭目朱雷（Zugjui）為卓杞篤的兒子，疑似未滿二十歲經歷尚淺，以及嗜酒而無法建立權威；此兩關鍵因素，導致「牡丹社」與鄰近各社的勢力集結，形成了部落聯盟關係，聲勢亦逐漸壯大；因此，日軍勢如破竹般地快攻，直接選定並癱瘓「牡丹社」，而非殺害琉球人民的「高士佛社」，自有其建立權威性並以此宣示的效用。值得一提的是直至同年11月，「瑯嶠上、下十八社」及「花蓮後山番社」皆歸順日軍。
圖二十二、牡丹社事件後，西鄉從道與排灣族部落人民合照。[22]
同年，在日本登陸至台灣瑯嶠地區後，清國也展開行動，派遣時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楨，緊急來台籌備海防事務；日本在台戰事展開之時，特命其為「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簡稱「欽差大臣」，將福建所有「鎮」及「道」等官員受其節制；江蘇及廣東沿海輪船供其遣調；因此，沈葆楨一改先前清國「為防台而治台」的政策，而引進在清國內陸推行十餘年的「洋務運動」—意謂著維持舊有的政治體制之下，以資本活絡軍事工業發展的「自強運動」，並由「軍事工業」進一步轉向「民生工業」；換而言之，可以視為表裡同時混合著兩種體制的一種活動。於是，在日軍仍然在台期間，沈葆楨實行以下一連串的海防政策，在在能於其中發現西洋的元素：
一、調度船艦—自浙江省、江蘇省及廣東省調回輪船，並從福建省及海關總稅務司Robert Hart，分別調撥六輪船與一輪船，常駐於澎湖並一同操演，以此打造出東南沿海的海防網路。
二、建造礮臺—漢番界線內由南至北，依序於東港建造砲台；於旗後（現今高雄市旗津區）及哨船頭（現今高雄市鼓山區）兩地，建造「威震天南」及「雄鎮北門」兩處西洋（英式）砲台，一南一北以扼守「打狗港」；於「二鯤鯓」（現今台南市安平區）建造「億載金城」西洋（法式）砲台，以鎮守「台南府」；於南風澳建造砲台；對於行政要地—台南府城及東海岸，打造出堅實的防衛能力。
三、儲存利器—建造西式軍裝局於台南府城小西門內，及火藥局於小東門內，儲存大批軍火利器如槍械、大礮及火藥，以因應緊急的調度。
四、派駐兵力—兵分北、中、南三路駐防，北路於蘇澳、中路於水沙連至秀姑巒山、南路於東港及鳳山（三路同時配合日後開山撫番政策施行）；集結淮軍（李鴻章私人武裝）精銳軍力六千餘人，以及洋槍隊及粵勇八千餘人，共一萬四千餘人先後抵台，以展現能與日軍對抗的軍力。
然而，在日軍方面，儘管戰果輝煌，且死傷人數僅約莫三十人，卻因為駐紮於龜山期間，罹患熱帶性疾病（瘧疾和傷寒），而導致全軍近六分之一人喪生；另外，戰事綿延已近一年，消耗的軍費已日漸龐大難以負擔。在清軍方面，由於清國內陸自同治皇帝即位期間（西元1861—1875年），重大民變綿延不斷，依序為太平天國之亂（西元1850—1864年）、捻亂（西元1853—1869年）、雲南回變（西元1856—1873年）、陝甘回變（西元1862—1873年）、新疆回變（西元1864—1878年），當時正面臨內部「海防與塞防」的爭論，分別由直隸總督李鴻章為首，主張加強東南沿海的防守，以杜絕「日本」的勢力入侵「台灣」；由陝甘總督左宗棠為首，主張加強西北邊境的防守，以應對「新疆回變」背後支持的「英國」及「俄國」，以此將勢力伸入中亞地區；最後，海防成為當時的首要考量，大批軍力集結調度至台灣，使得西北邊境暴露在被入侵的風險之中。因此，雙方各自有難言之隱，日本方面派遣大久保利通為全權大臣，負責與清國交涉，尋求對峙能盡快落幕的策略；然而，在清國強勢之下，請出英國駐北京公使強勢居中協調；於是，兩國在同年10月簽訂「北京專約」共三款：
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清國不指以為不是。
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清國定給撫卹銀兩；日本國所有在該處修道、建屋等件，清國願留己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兩，另有議辦之據。
三、所有此事兩國一切來往公文，彼此撤回註銷，永為罷論；至於此處生番，清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不能再受兇害。
同年12月，日軍正式撤兵前夕，向沈葆楨提出「日本人民被生番殺害，希望能自被埋葬的舊地方，遷移至近港口處，以便日後祭拜者，能在前來當天即祭拜完成，並豎立新的墓碑來表彰。」於是，在沈葆楨的答應之下，將墓地由四重溪上游的雙溪口，遷移至瑯嶠灣地區的統埔庄（現今屏東縣車城鄉統埔村），並豎立起「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的墓碑；另外，排灣族部落的54個首級，原先要依照福州琉球館的處置辦法，直接轉交給琉球王國，卻被當時的西鄉從道帶回日本，再透過鹿兒島縣，間接轉交給琉球王國。
圖二十三、八瑤灣事件琉球人逃難路線圖與牡丹社事件日軍主要作戰路線圖。[23]
圖二十四、牡丹社事件後，日軍特立『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24]
日本自「瑯嶠灣地區」撤軍後，於光緒元年（西元1875年），在大久保利通的建議之下，限制琉球國王禁止向清國朝貢，斷絕與清國一切的外交關係；光緒五年（西元1879年），琉球地區更改為「沖繩縣」而納入日本版圖，琉球國王則被下令移居東京；在此之間，琉球王國不斷奔走清國，希望就琉球問題出門干涉；儘管清國出面後，仍與日本僵持不下，出動了國際勢力居中協調，清國、琉球王國及日本三方，就琉球地區劃分及歸屬問題，仍舊找不到有共識的解決辦法；日本便以此強勢的作風，消滅了琉球王國，而持續統治著整個琉球地區，直至二戰戰敗降服。自「牡丹社事件」及隨後一連串發生的琉球歸屬爭議，以一整個脈絡式的了解，回溯至「牡丹社事件」當時，日本與清國在外交上的互動，有三個層面滿值得注意：
一、由於日本出兵台灣「瑯嶠地區」的動機，混雜著先前的「八瑤灣事件」（遠因）及小田縣漁民被搶劫（近因），而清日所簽訂的「北京專約」中，清國承認日本此次出兵，是保護其國家人民的正義行為，這其實存在著模糊的空間；兩國當時指稱的日本人民，究竟是日本小田縣的人民，還是琉球王國的人民？無論如何，日本就往後處置琉球的手法，可以確定視為「清國承認日本此次出兵，是為了保護日本國下的琉球人民。」這意謂著日本方面，也許擴大解讀，清國承認琉球地區歸屬於日本。
二、在清國（陰錯陽差地）允許之下，西鄉從道為54名遇難的琉球人民，從先前的墓地遷移至靠近「瑯嶠灣」的地方，並豎立「大日本琉球藩」字樣起頭的墓碑，除了感受到對於琉球遇害人民的關懷外，卻也意謂著日本方面，能擴大解讀為「清國同意墓碑上所提的內容—琉球藩隸屬於大日本之下」。
三、54名受害者的頭顱，經由西鄉從道帶回日本，再透過「縣級官員」交付琉球王國，並不是由清國直接交付，似乎藉此隱晦不明的方式，對琉球王國暗中宣示，琉球王國已在清國的承認下，置於鹿兒島縣的行政層級之下，於是此類的外交糾紛事件，自當依循日本的行政層級來處置。
無論當時的日本的用意為何，針對琉球歸屬議題，透過「北京專約」的簽訂，在國際上，可以有許多運作的空間；透過對墓碑的題字，在受害的清國地方上，可以留下顯著的證據；透過受害者首級的交付，在對琉球王國的操弄上，可以釋放隱晦的訊息。
「牡丹社事件」日本撤兵後，沈葆楨推行的洋務運動依舊持續著，增列出以下延續的項目：
五、移駐巡撫—為有效因應突發性的危機，有利於行政及軍權指揮的統一，亦即統領「鎮」及「道」，達到「權歸一尊、統屬文武」的目標，因此，增設「巡撫」，以便能當機立斷；陸路班兵汰弱補強，並將「汛塘」分散兵力的制度裁撤，改以「營制」將兵力集中，同時水路方面，淘汰僅能追緝捕盜的戰船，改以現造的輪船，並相對應調整水師的編制；總總的行政措施，皆使得上至指揮、下至防衛層面，日趨完備。
六、開採煤礦—派遣英國技師前往英國採買全副開採礦機器，並聘請採礦工人前往雞籠，從事開採煤礦的工作，最後在英國技師建議下，於八斗子地方開辦洋式煤廠，成為台灣第一座以洋式機器，開採煤礦的新式工廠。透過煤礦開採，以供應福州船廠，建造輪船所需要的動力，亦為加強海防的一項要務。
七、開山撫番—清國這方卻也如「北京專約」中第三款所提，設法對「生番」加以管束，卻引發清國與高山生番大規模的戰役，留待以下另行探討。
「獅頭社事件、開山剿番與行政區增設」
探討「瑯嶠灣地區」的段落中，短暫論及鳳山縣的開墾地逐漸飽和，而移墾的漢民卻持續湧入的情形，以致於許多人非法進入枋寮鄉率芒溪以南的「禁地荒埔」，這一片區域為當時清國的公權力所不及，同時也充滿著被生番威脅生命的危險；正也因此，居住於「禁地荒埔」而形成聚落的「庄民」，常必須自己武器備齊，並負起「保衛家園」的任務，民風剽悍則為常態；這樣的時空背景，在十九世紀中葉的「瑯嶠灣地區」已簡單回顧過，而同樣在現今的「枋山鄉沿海地區」，於當時的十九世紀中葉，亦生活著處於類似環境的「庄民」，它們由南至北分別為風港（現今楓港）、莿桐腳、崩山（現今枋山）、南勢湖及加洛堂（現今加祿），但此地區的地形，不像「瑯嶠灣地區」有著開闊的平原，而是沿著海岸分佈的狹長平原，一端比鄰著中央山脈的高山群，此意謂著生活的場域，緊鄰著「大龜文王國」各社而居。
圖二十五、瑯嶠地區西部沿海地點分佈。[25]
同治十三年（西元1874年），「牡丹社事件」發生當時，日軍駐紮風港於「風港支軍本營」，根據當時與漢民及生番接觸的情況，紀錄下來而成為「風港營所雜記」；透過當時莿桐腳庄民向日軍陳述，由於田地狹小，僅靠著種植的作物，仍然不足食用，於是必須親上高山，砍伐木材至枋寮出售，以另外換取糧食；正也因為如此，該庄及崩山、加祿堂一樣，每年必須從耕種所得，再撥出一部份，繳納給大龜文社的頭目，以作為回饋採伐山林的費用，於是兩者存在著相互依賴的關係；就大龜文王國各社的立場而言，漢民村庄必須向「宗主頭目」繳納地租，便猶如其它從屬的排灣族部落，因此「宗主頭目」巡視各村庄時，也必須對其行「從屬之禮」；然而，就村庄漢民的立場而言，彼此都是各自獨立的聚落，只是因為生活中各自的需求，而透過交易的方式相處，並不需要特別對其行特別的禮儀，僅僅抱持尊敬的態度而處即可。兩者認知上的誤差，導致隔閡日益加深，漢民如前所述而性格剽悍，生番亦本性強悍，致使雙方衝突對立不斷，造成大龜文社出草的情形時有所聞。
同治十三年（西元1874年），石門戰役爆發之時，日軍攻擊牡丹社頭目父子致死，讓各社十分震驚，並且之後以優勢的武力，迅速攻陷牡丹社部落，繼而派人入山勸降，瑯嶠下十八社因此相繼臣服；日軍知曉「瑯嶠地區」為「無主番地」，似乎欲藉由此次的征伐戰勝，建立起對此地的治理權；於是，聽聞風港以北沿岸地區，漢民村庄對於生番襲擊的不滿，便承擔起保護其安危的責任；日軍多次的介入，雖然當下獲得生番不再殺害漢民的承諾，卻也讓漢民藉此拖延或拒絕納稅給大龜文王國的頭目，更加造成大龜文王國內部，對於漢民的更加不滿，對於長久解決對峙，實無任何的幫助；爾後，就在生番再次殺害漢民，而漢民來到日軍風港支營，慫恿其出兵大龜文王國之下，延續了漢番之間的紛爭，並隨著日軍的加入而擴大了事端。沈葆楨當時身為欽差大臣，自是十分關注瑯嶠地區的情勢，於是下令駐防於枋寮的游擊王開俊，設法進行民番和解，並派人通知日軍勿派兵攻打大龜文王國；在民番看似和解當下，日軍與清國簽訂條約後撤軍，使得這個強而有力的鎮壓因素消失，獅頭社番人再度殺害了五名莿桐腳庄民，連同王開俊營下兩人遇害，在百姓不斷請求保護聲下，王開俊決定帶兵進剿獅頭社。在獅頭社聯合王國中其它各社，聯合狙擊之下，落得自己遇害身亡，並且官兵死傷慘重的結果；事後詳查的結果，乃出自於王開俊殘暴不仁，進入番社後屠殺部落的老弱婦孺，而後又大意並孤軍冒險深入山林，以致於招來殺身之禍，而慘遭出草。時值牡丹社事件剛落幕，清國正在執行「開山撫番」政策，試圖將番地納入其治理之下；但發生這起事件，如不訴諸武力而展開壓制的行動，將會難以讓鄰近番社臣服，或已臣服的番社因此躁動，造成執行政策的成效功虧一簣；於是，在沈葆楨的一聲令下，瑯嶠地區的「撫番」遂形成「剿番」，因日軍侵台而自清國內陸，調度至台灣的六千餘名「淮軍」，便形成剿番的主力軍隊。
圖二十六、獅頭社事件剿番路線圖。[26]
光緒元年（西元1875年），清國於是擬定「清除障礙」、「切斷外援」及「阻斷支援」為進剿策略。雇用當地勇夫數百名，拓寬往來「莿桐腳」及「南勢湖」之間要道，使其寬三十餘丈，讓獅頭社生番無法伏擊於此，造成往來營兵的無謂傷亡，且能順利調度兵力支援；嚴禁附近庄民接濟，以癱瘓其物資的供給；以東路自「莿桐腳」，進攻「內獅頭等社」；以西路自「南勢湖」進攻「外獅頭等社」；不斷以左、中、右三路進攻特定番社，並截斷其與下一進攻番社連結的方式，逐步推進而沿途力克「草山社」、「竹坑社」及「本武社」，直至攻下「內、外獅頭社」為止；最終，使得其它各社為之震懾，大龜文王國各番社，遂相繼前來臣服，瑯嶠地區的紛亂形勢，也才安定下來。清國雖說戰勝，但因戰傷亡及罹病身亡者，高達近兩千名，隨後安葬於鳳山縣昭忠祠。
「獅頭社事件」平息後，為免於列強對於台灣番地的覬覦，清國接連展開一連串的行動，以促進台灣番地的開發；特別是「瑯嶠地區」，經過「牡丹社事件」後，又進一步引發「獅頭社事件」，在清國出兵壓制躁動的氣息後，又重回「撫番」的政策路線。
一、將率芒溪以南直至鵝鑾鼻，這片長久以來被視為「禁地荒埔」的廣大區域，設置恆春縣及知縣一名，責成兼理台灣南部的番地事務，使得恆春縣成為南台灣番地的經營中心；增設「卑南廳」並設置同知一名，原駐於「台灣府」的「南路理番同知」遷於「卑南」，改稱為「南路撫民理番同知」，行政範圍改為台灣東部番地；增設「埔里社廳」並設置同知一名，原駐於「鹿港」的「北路理番同知」遷於「水沙連」，改稱「中路撫民理番同知」，行政範圍改為台灣中部番地。
圖二十七、獅頭社事件爆發後，率芒溪以南設置恆春線。[27]
二、鑑於大龜文王國各社已請求歸化，在「莿桐腳」設置「招撫局」，專門責成歸化生番「薙髮易服」，也就是改剃滿族髮型並改著滿族服飾，並派遣人員隨至各社，編造戶口清冊，以便易於掌握及管理。
三、在恆春縣內多處番社中，設立「番學」及「番塾」，教導番童滿人的語言文字及跪拜禮儀，以期能透過教化的方式，消弭其暴戾之氣，並授予相同的文化觀念，而廣納為清國人民的一份子。
四、廢除清國初期以來，根據漢番界線所設立的入墾禁令，為了開闢番地開墾，因而成立「撫墾局」，鼓勵漢民入番界內開墾，以能受理墾地轉移等相關事務。
五、清咸豐八年（西元1858年），清國政府在「第一次英法聯軍」中戰敗，與列強簽訂「天津條約」後，台灣多處港口開放，因此北部區域貿易逐漸旺盛，再加上礦藏量豐富，經濟繁榮的程度亦漸漸凌駕於南部地區，使得原先在大甲溪以北的「淡水廳」，由於橫跨區域過大，恐難有效進行治理，於是進一步再劃分出其它的行政區域：設立「台北府」，管轄由原先「淡水廳」所劃分出的「基隆廳」、「淡水縣」及「新竹縣」，以及由「噶瑪蘭廳」改制的「宜蘭縣」，府治則設於「淡水縣」的「艋舺」；因此，台灣也由一府四縣三廳，轉變為二府八縣四廳；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北部地區的政治地位顯見提升。
圖二十八、獅頭社事件爆發後，台灣行政區域劃分。[28]
台灣由光緒元年（西元1875年）至光緒十一年（西元1885年），經歷了歷任的「福建巡撫」冬春兩季駐台，以及光緒十一年（西元1885年）台灣建省後，改為常駐的「台灣巡撫」，直至光緒二十一年（西元1895年），也就是爆發「清日甲午戰爭」後，清國戰敗而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前夕，所有攸關「開山撫番」的相關政策，例如：設置「撫墾局」、開墾「番地」、設立「番學」及「番塾」、教化「番民」等等，皆因承受不了龐大的財政負擔，而宣告此些政策停止實施。生番依舊維持著部落的社會結構而生活著，文化上並無同化的跡象；枋寮至瑯嶠海岸線地帶，仍然不時傳出生番殺害路人的情事；民番之間的衝突依然不斷，彼此對立的狀況依舊強烈；清國因此動用大批軍力，進剿惡番、化解民番衝突及維持民番平和，卻成為週而復始的循環模式，使得財政負擔愈顯沉重，最終導致無法支撐而停滯，實為可想而知的結果。
了解馬克思·韋伯（Max Weber）用不同的概念，區分出東西方社會的組織型態，以及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所定義的近代國家治理型態後，比對清國採取「開山撫番」政策時，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便能有一番深入的見解。韋伯認為東西方傳統中的社會，是由「家父長制」、「家產制」、「封建制」及「教權制」等支配型態主導，而西方社會近代才逐漸發展出「科層制」，也就是「官僚制」的支配型態，因此而瓦解社會中間團體的阻礙，建立起直接統治個別國民的統治體制。傅柯則進一步提到，透過官僚制而發展出與國家統治相關的科學知識，因此能建立詳細的檔案及資訊，以認識領土、人民及社會，並輾轉透過新的知識，來進一步規範官僚與人民；於是，人民較難逃脫國家對生活的干預，官僚也較難利用其權力謀求私利。正也因此，科層制雖然為國家的不當支配，卻能透過期間理性制度的建立，提升政治及經濟發展的效率，連帶地促進近代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回頭觀察清國積極治台期間，在行政組織上不斷提升其層級，並且實行許多看似近代化的政策，但在國家治理社會的關係上，卻展現兼具「家產制」及「官僚制」的支配型態；官僚雖說是國家所任命，但當官僚深入社會治理時，卻僅利用地方上「有力團體」或「仕紳階級」，而這些人亦取得官方的職位與頭銜；但他們通常將「職位」視為「家產」，習慣利用職位謀求私利，並非嚴格依照律令行事，而造成貪污腐敗的情事發生。由於地方龐大勢力的集結，使得國家公權力難以插手管束，一旦強硬介入，常引起社會大幅度的動盪與不安；於是，各級政府保持各自的治理空間，避免過度干預地方事務。所以，清國「開山撫番」的政策中，將「非正式的地方武力」納入「正式的軍事體制」，使其成為政策的主要推動者；從以上「家產」的角度來看，政策實行的過程中，發生無故地欺壓生番，並從開鑿的山林中，盜佔墾地盈利等情事，便不足以為奇；生番起而對抗不公的對待，導致起初的「撫番」行動，最終演變為大小的「剿番」戰役，越來越多的財政耗費在戰爭之中；最後，不得不停止這個由更高的行政層級所規劃，但卻依憑著舊有行政體制來執行的「開山撫番」政策。
「鵝鑾鼻燈塔設置」
李仙得自「羅發號事件」後，要求興建「燈塔」一事，在清國不斷拖延之下，最終毫無作為而擱置，導致船難又接連發生，如「八瑤灣事件」，讓日本藉此出兵台灣而導致「牡丹社事件」，一度嚴重威脅清國內陸的安全；於是，日本出兵台灣南部瑯嶠地區一役，讓清國可謂自大夢中初醒。
清國在第一次英法聯軍下戰敗，並於咸豐八年（西元1858年），清英雙方簽訂了「天津條約」，其中第三十二條明訂「通商各口分設塔表，由領事官及地方官會同酌視建造。」隨後，作為「天津條約」的補充，雙方又簽訂了「中英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其中第十條明訂「派人指泊船隻及分設塔表的經費，在於船鈔項下撥用。」同時，西方列強國家不滿清國缺乏外交機構，於是在「天津條約」中，增添各國「公使」進駐北京的條約；以致於戰後，為面對此迫切的外交需求，於咸豐十一年（西元1861年），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由當時的「恭親王」奕訢作為「總理大臣」掌管，主要處理「關稅」與「外交」的整體事務；而其下針對「關稅」事務，成立「海關總稅務司署」，最高行政長官為「海關總稅務司」。清國於「天津條約」簽訂後，為了解決對各國關稅高低不一的問題，於是統一聘請「英國人」建立海關制度；使得當時的「海關總稅務司」人選，隨著第一任英國人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於咸豐十三年（西元1863年）卸任，輾轉來到第二任的英國人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擔任；興建燈塔的工事規劃，便歸屬於其職務範圍內，使其為「天津條約」中，負責「分設塔表」的領事官。至於「船鈔」所指為「經征船舶噸稅」，其主要內容為「進出通商口岸的船隻，由於使用助航設施的便利，於是依照其噸位課徵稅款。」同治六年（西元1867年），「羅發號事件」發生後，在各國公使向「總理衙門」的抗議下，清國將各關口所收的「船鈔」，在運用後所剩餘的七成，挪用為興建燈塔的經費；但「海關總稅務司」始終未同意提撥款項，也許這是清國不願付諸實現的兩手策略；然而，「牡丹社事件」日軍撤兵後，清國反而在赫德的建議下，真正同意提撥經費興建燈塔。
光緒元年（西元1875年），赫德囑咐英國商人必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來台勘察及辦理燈塔用地的事務，其與旗後稅務司博郎、台灣道夏獻綸、恆春知縣周有基，一同前往現今鵝鑾鼻燈塔用地，以一百銀元向「龜仔角社」頭目小琢紀琢，買下此約一百二十丈的土地；用地早已取得，但對於週遭生番的顧慮，導致燈塔興建遲遲未能開工；在總理衙門、海關總稅務司署及台灣官方來回商議過後，撥派兵勇一百多名駐紮於附近防禦，才終於在光緒七年（西元1881年）動工；由英國工程師韓得善（David Marr Henderson）設計，及副工程師哈爾定（John Reginald Harding）帶領一百多名工匠建造，期間雖然發生材料購買未完全，一度延宕工程的情事，甚至深怕生番的襲擊，而請出瑯嶠十八番社繼任的大頭目「潘文杰」駐守並巡視；最終，還是在克服大大小小的困難後，於光緒九年（西元1883年）完工。鵝鑾鼻燈塔因為建造在生番的活動區域內，於是內部的防禦工事如「槍孔」及「砲台」，以及結構用料方面，在設計上的考量皆十分周詳，堪稱是世界上一座獨特的「武裝燈塔」；直至光緒二十年（西元1895年），還維持著十六名主要守塔人員：兩名管燈洋人、一名管砲洋人、五名管燈漢人及八名巡更漢人；燈塔啟用後，雖然僅有零星的船難發生，卻未再有生番殺害船員的情事發生，顯示燈塔一如當初所預期，確實發揮了指引的功效。
（瑯嶠地區於日治時期，所呈現的精彩歷史故事，則留待下次再造訪時，一字一句娓娓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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