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結束恆春半島八天七夜的旅程後，接續著一個多月相關歷史的爬梳，一層又一層不絕於眼前的史料，除了出乎預料之外，更同時驚覺自己無知於國際勢力，曾於此處交會的歷史發展；儘管完成了四、五萬字的行前序文，卻深感觸碰不到此段歷史的精髓；所幸，參與屏東縣政府主辦的「南國與萬國的交會」國際學術研討會，透過各面向的觀點來探討「羅妹號事件」及「牡丹社事件」，以致於適切地填補這抹虛存的感受。乘著新竹—左營的高鐵往返列車，夜宿於當地的家常旅館，共同促使個人順利且全程參與會議；沒有相機隨身，徒步穿梭於屏東市區各處之間，更能深刻體會在地的人文風景。置身於街巷老屋中，回味著「春若咖啡」的花果香醇；翻閱著「黑天鵝效應」，體悟了顛覆時代的核心觀念；反覆咀嚼著「萬能金鑰」的讀後回想，想像天人合一的寧靜感受。和煦陽光灑落於晨間的「勝利星村」，親身沐浴於清新飄逸的氛圍；「南國青鳥」自由獨立的靈魂，鑲嵌於日式風格的孫立人將軍屋中，趁著夜晚將屆之時，黃暖光線透出純白的屋顏，佐以傍晚的蒼藍色調，雖說一眼望穿了書店樣貌，卻多眼望不盡書店獨特的美。有別於議程中的萬般專注，眾多不經意沿襲而來的愉悅，使得短暫的二日行，蘊涵著深層的知性美。
兩天紮實的學術議程，至今仍有著如下印象深刻的史實揭露。
“History is Dangerous”（歷史是危險的），由貴為「南台灣踏查手記：李仙得台灣紀行」其中之一的譯者，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歷史系教授「Robert Eskildsen」道出，回顧歷史可以幫助了解過去，但也可能因為偏頗的視角，深陷於被挑起的過往仇恨。其鑽研日本近代史的專長，透過「牡丹社事件」的研讀，輾轉將視角延伸到台灣的恆春半島，也才發現日本出兵前一年，早已暗中派遣「水野遵」及「樺山資紀」登陸台灣調查，最遠於現今宜蘭及花蓮一帶，詳細探勘地形地貌，試圖建立起一年後可能的據點；然而，當地多樣族群之間不和諧的關係，最後導致這樣的目的，無法有效達成。
長期關注「牡丹社事件」的相關史實，琉球大學人文社會學部准教授「大浜郁子」，除了校正廣傳「八瑤灣事件」中，《漂民》而非《漁民》受害外，更進一步指出，《漂民》多為當時琉球王國的《官員及貴族》，導致當時是由琉球王國，請求大日本國出兵台灣，而非廣傳於現今的說法，由大日本國內的單向輿論所推動。實際考察台灣牡丹鄉當地，簡介「牡丹社事件」的《壁畫》及《解說牌》後，亦提出相當多與事實不符的疑點，建議鄉公所能盡快修正，期望能以貼近史料的方式，完整地讓人了解這段歷史。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社會系特聘教授「野島剛」，以其過往記者的背景，陳述著「牡丹社事件」當時，隨著日軍來台的首位戰地記者「岸田吟香」，聚焦於當時台灣的相關報導。透過遺留的文章，了解其看待台灣的方式，從起初氣盛的帝國觀點，轉變為隨後貼近在地人文風情的觀點；透過其畫工精湛的圖作，了解當時人民的生活日常及自然環境；亦透過日軍隨身攜帶大量《植物種子》的報導，讓人合理揣測當時的日本，似乎懷著佔領「無主荒地」的長遠盤算。
台灣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莊怡文」，透過研讀「牡丹社事件」當時，在台日本人的《漢詩文》，亦清楚了解到日本人，如何以其文化優越性的視角，看待生存於自然環境的番人。
青刊社地圖工作室負責人「黃清琦」，比對「李仙得」三訪台灣恆春半島期間，以及受僱於日本作為戰時顧問後，不同時期所繪製的恆春半島地圖，一前一後明顯可見，生番與漢民的疆域邊界徹底地消失；似乎將「番地無主論」進一步擴張為「恆春半島無主論」，輾轉透過戰前先行觀點的確立，立下日本佔領恆春半島的基調；因此，令人十分好奇，「李仙得」對於當時的台灣，究竟抱持著何種心態看待，並如何與日本政府高層互動，以謀求不為人知的目的。
美和科技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蔡明坤」、暨南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蕭晏翔」、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曾明德」，仔細探討著「牡丹社事件」前後，瑯嶠灣地區的生番、漢民（客家人與閩南人）及兩者混血後代，彼此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漢民中的客家人與生番有著《姻親關係》，因此在關係上偏向友好；漢民中的閩南人，常與生番交換所需要的物資，並給付生番租金，以承租多餘的耕地謀生；生番因為是資源的掌握者，而自認為閩南人必須向其俯首稱臣；然而，從閩南人的觀點而言，卻不盡然如此，導致雙方常興起嚴重的衝突；由於客家人素來掌握槍藥機械的製造技術，因此穿插於生番與閩南人之間，兜售雙方武器以供其自保；因此，閩南人耕種當時，常可見槍械不離身，以期能保護生命安全。混血後代則穿梭於生番及漢民之間，作為貿易行使及訊息傳遞的媒介。生番與漢民居住地域的中間地帶，常設有「番產交易中心」，以作為物資交換的集散地。「牡丹社事件」發生前，大批宮古島人於八瑤灣擱淺，在「高士佛社」生番的照料後，似乎引領其前往「雙溪口」的「番產交易中心」，以便與漢民中的客家人進行交易—交付宮古島人以換取物資；然而，宮古島人似乎因為語言不通，引起極度的不安於途中竄逃，導致生番追殺，而釀成多數人死亡的慘事。關於這段的歷史敘事，透過會議中一位舉手的聽眾，自稱為居住於統領埔客家村落中，楊天保的親族後裔，現場唸出祖傳的簡短古謠，得到了清楚的證實。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郭素秋」，透過考古學探勘的解說，闡明「牡丹社事件」事發當時，精確定位生番各社的位置，對於回顧歷史發展脈絡的關鍵性；使得讀者能在對照地形地貌之下，盡可能想像出當時的時空背景，以幫助理解歷史行動的緣由。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姜可祐」，回顧「牡丹社事件」中，四位生番戰士的頭顱慘遭割下，四具顱骨先後輾轉漂流於日本、印度、蘇格蘭，現今收藏於愛丁堡的解剖博物館。顱骨大片的破碎洞口，證實生前慘遭武士刀所傷，除了聯想當時戰爭的殘酷外，亦回想起日本實行明治維新後，明令軍人不得攜帶武士刀的過渡緩衝期。從四具經歷奇幻漂流的顱骨，道盡了有家歸不得的悲哀，更娓娓勾勒出置身於帝國邊陲，那種被納入勢力範圍內，而不能充分自主的現實性。帝國中心向外圍傳播文化內涵，亦同時透過其有效的治理，充分取得外圍人、事、物的相關物件，進行科學性的研究，以更加鞏固治理的有效性；從此觀點思考，帝國治理除了帶來殘酷及剝削外，似乎也意外促成了人類的遷徙及交流。
兩天的研討會，著實更深入地探討「牡丹社事件」前後的各個面向，從回顧當時戰地記者、軍醫、攝影師及西方旅者遺留的文字及影像資料，更透過地方縣誌、考古遺跡、日本漢詩、手繪地圖，進一步擴大回顧事件的視野；多國學者、在地的教師與聽眾齊聚一堂，穿插著中文、日文及英文進行交流，呈現出研討會豐厚的實質內涵，使得歷史回顧不至於落入危險情境—單方的情緒性解讀，而造成不必要的誤解。議程中印象深刻之處在於，身為瑯嶠十八番社繼任總頭目—「潘文杰」，其直系親屬隱忍著內心激動而舉手發言，述說著接觸這段歷史以來的心路歷程—自閱讀完坊間對於祖先所作所為的負面評論開始，便急於替那股久久無法釋懷的情緒尋找出口，間接驅使自己深入了解歷史的詳細脈絡，逐漸從中找到內心踏實的立足之地。身為誠摯的旁聽者，聽見了一人從歷史的迷霧中，逐漸撥開身份的不確定性，尋覓出承接過往的身份定義；那樣內心探索的過程，混和著激昂情感的理性闡述，十分能撼動內在自我；從中聽聞了紮根在地的頑強述求，亦浮現了正視歷史的柔情呼喊。「在地化」或許是ㄧ個人「自由」的前提！當一個人將目光轉向內時，會相當清楚所在地域的範圍，以及承接此地域所延伸的過往，從中尋覓出「實體」與「精神」的交會之處；有了兩者相互結合的《踏實感》，也才能由衷地思考「如何讓在地變好？」此為一種「紮根式的思維」—風來而輕巧地隨之搖擺，卻不是無由地隨之飄逸；「自由」誠然非崇高的口號，卻更像懷著如此簡易的信念，隱現於日常的一言一行之中。
